外籍家庭看護工因為身處封閉的工作環境，在雇主家中也往往缺乏隱私，容易遭遇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對於外籍看護的Metoo事件，專家分析，還有許多隱憂，像是不能自由轉換雇主、訴訟程序冗長等，都是造成移工難以捍衛自身權益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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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自由轉換雇主、仲介控制市場 移工遇性騷難申訴
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秘書長黃姿華指出，因為法規不容許移工自由轉換雇主，也就是不能因為「覺得怪怪的或不舒服」就轉換、離開這個空間，所以當移工面對性騷擾或令人不舒服的性暗示時，通常是先向仲介求助，再由仲介協助處理後續的轉換程序。
此外，多數家庭看護工通常仰賴私人仲介找到雇主，因為這個就業市場大多由私人仲介控制，仲介就成了看護工的消息來源以及優先尋求協助的對象。在無法自由轉換雇主的情形下，更加強化了移工對仲介的倚賴，使得移工遇到麻煩時，第一時間通常是找仲介而非政府的救濟管道。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研究員陳秀蓮指出，當仲介收到看護工的求救後，通常會先請移工忍耐，若發生較嚴重的事件，仲介才會帶移工離開。由於仲介未來還是希望從原雇主身上賺取新工人的仲介費，因此不會撕破臉，會繼續維持與雇主的關係，大多時候仲介會抱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心態，不鼓勵勞工提出性平申訴，或告誡移工「新雇主不會喜歡有刑事案件紀錄的人」，打消移工申訴或提告的念頭。
黃姿華觀察，最常發生的情況是，移工因為失業而面臨吃住問題，加上性平申訴曠日費時的壓力，是造成移工答應仲介或雇主不提出或撤銷申訴，以換取轉換雇主的原因。也因為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為了能夠離開危險環境，或縮短失業空窗期，許多外籍看護工便會妥協， 成為相關數據裡的黑數。
整個聘雇及仲介制度，以及不能自由轉換的問題，造成了看護工的特殊處境，黃姿華認為，積極協助遭遇性騷的移工，的確不是仲介的責任，而是政府透過仲介制度，卸除了本來應該負的責任。
冗長訴訟程序太難熬 遭性騷移工易打退堂鼓
無論是否有社福單位的支持，外籍看護工在面臨冗長繁雜的性平申訴或訴訟程序時，都會格外挫折。
菲律賓籍看護工Jasmin分享一個案例，她說有一位家庭看護工遭仲介性騷擾，原本不願意和解，但在訴訟時，她感受到每次開庭都像是在討價還價和解金的多寡，且在她找到新工作後，每次的開庭她都需要請假，等於在平日把休假用完了，歷經半年多的時間她終於受不了，最後只好妥協接受台幣12萬元的和解金。
「對於她的遭遇來說，這是非常非常小的金額，我認為她並不是想要錢，我能感受到、我能理解，是因為這個訴訟過程（太折磨）」，Jasmin說，比起花費休假時間去開庭，工人寧可放棄訴訟換回休假的自由。這就是在台灣遇到性騷或性侵事件的移工所遇到的艱難處境。
移工遇性騷應先安置後調查 SOP卻因縣市而異
陳秀蓮說，相對於早期，近10年來有比較顯著的改進，如果移工打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求救，勞工局通常會立即聯絡附近的警局，先把當事人帶離現場，採取先安置、後調查的處理方式。
不過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創辦人杜光宇觀察則指出，並不是所有縣市都有一致且有效率執行，例如去年監察院便曾糾正金門縣政府，一名外籍家庭看護工遭騷擾後撥打「1955專線」，但地方政府卻沒有即時與移工聯繫，忽視移工在身心壓力下不得不同意「我不要提出申訴」並轉換雇主等問題，認為金門縣政府忽視移工權益，確有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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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或性騷的案件本就因蒐證困難等原因，讓訴訟過程更加令人灰心，而從根本上的聘雇問題，到後續的救援過程，制度層面的缺失長年沒有改善，陳秀蓮對於政府的作為僅給予勉強及格的60到65分。
陳秀蓮認為，政府應該可以做得更多，例如更完善的權益教育，或積極到移工聚集地擺設櫃位提供諮詢等，這些「不難」的作為都沒有。NGO團體呼籲，面對這群來台工作的異鄉人，政府應拿出更主動的作為，建立完善的救濟管道，別讓他們只能在陰暗處默默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