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外籍家庭看護，無論語言的隔閡或整體勞動環境的封閉，都讓他們成為遭受性暴力的高風險族群。C是來台7年的菲律賓籍家庭看護工，目前在台北工作，她在4年前遭仲介性騷擾，最終以12萬元和解。事發後，她因經濟壓力繼續工作，加上接近3年時間沒有休假，導致她的精神健康每況愈下，近期才開始接受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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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小姐的不幸遭遇發生在2019年，那時她剛剛經歷一場手術，原本在苗栗的雇主跟她解約，失業的她暫時由仲介安置，因為一直無法找到新工作怕被遣返，透過仲介介紹，C來到桃園另一個仲介K的家裡。
C急切需要一份工作，抱持希望來到桃園，沒想到卻是惡夢的開始。C回憶起到K家裡的時間是下午，她抵達時坐在一樓客廳稍微休息，K除了給她點心充飢外，還很熱絡地跟她聊天，聊著聊著K談到自己的太太乳癌過世，沒想到接著K就開始越來越靠近她，並對她毛手毛腳，還說要幫忙拍照讓新的雇主看看她的身材。
後來K甚至藉著量血壓、幫忙按摩等說詞，不當觸碰C的身體，還開口邀她到2樓臥室休息。C試圖打電話給原來的仲介，但沒有人接電話，於是C只好向K承諾她需要新工作所以不會離開，讓K放下戒備，最後伺機移動到門口打開大門，逃出K的房子。直到逃出門外，C才終於鬆了一口氣，但想起剛剛歷經的一切，她越想越害怕，一個人在路上放聲大哭。
因為找不到原本的仲介，C只能聯繫從她失業時，便持續關注她案子的桃園市家庭看護工職業工會（DCU）幹部Jasmin Ruas。她邊哭邊走到附近店家，請店家聯繫計程車載她去警察局，Jasmin也緊急聯絡桃園服務群眾協會的職員到警局協助C。
回憶當天發生的事情，Jasmin說C一直哭，不敢掛斷電話，一路陪她講話並安撫，手機從充飽電狀態到只剩15%，還好有行動電源。這通電話持續至少2個小時，一直等到桃群職員到達警局才掛斷。
不過之後迎接C的卻是冗長的訴訟程序，因為沒有性騷的關鍵證據，加上不斷開庭，對於已經找到新工作的C來說，請假非常不便，一旦起訴後進到法院審裡，時間可能長達數年之久，又沒有一定能贏的把握，所以就連協助C的律師也勸她接受和解。最終歷時約8個月，C決定接受和解，但和解金僅僅只有台幣12萬元。
C是有著2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她的母親在菲律賓家裡照看小孩，所以C需要留在台灣工作。經歷過性騷事件後，她雖然已找到新工作，但因雇主不願意讓C休假，加上被性騷擾後未能痊癒的創傷，導致C的精神健康狀況越來越差，今年在DCU的協助下，每個月開始接受1次的心理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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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在接受《NOWnews今日新聞》採訪時，表示自己經過數個月的諮商後，已經恢復很多，但她還是沒有勇氣告訴家裡的人自己曾被性騷擾的事。儘管性騷擾事件已經過了4年，C現在也能受訪談當年的事情，但在訪問過程中，我們仍能發現她談到不舒服的回憶時，眼神依舊充滿驚恐，看出被性騷擾的事件對她的身心還是影響很深。
C的故事只是在台灣工作的家庭移工中一個小小縮影，還有更多不敢申訴、求助無門的黑數，甚至有許多性暴力事件正在發生中，她們只能無助地期盼有人能伸出援手，以享有民主與人權自詡的台灣，不該也不能忽視這群異鄉人他們所面臨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