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的畢業季,即將離開校園生活踏入社會的中國大學生們拍下了一張張畢業照,他們並沒有開心地把學士帽丟往空中,而是一個個或躺或趴,在照片展現「半死不活」的滿滿沮喪感。這就是在「史上最難畢業季」、「青年失業率屢創新高」的2023年之下,中國青年寧可躺平啃老的最佳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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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了5月份失業率數字,其中16至24歲勞動力調查失業率為20.8%,再度創下自2018年以來的最高紀錄,根據當局數據統計,目前16至24歲青年人當中,失業的更是有600多萬人。
這段數據看上去平淡,但實際上代表的是,如今在中國每五個年輕人就有一個找不到工作。所謂的「就業」在官方的定義下指的是「一周工作一小時以上即屬就業」,也就是說,包含休假、臨時停工等暫時離開工作崗位者,或是打打零工、每個星期只要勞動超過一個小時的勞動力,都不算失業範疇,而「失業人口」指的是目前沒有工作,且近期正在積極尋找工作,又能立即上班的人。這些有工作能力、有工作意願的人,才屬於失業人口。
《美國之音》引述中國經濟學家李泓(化名)說法稱,中國年輕人的失業率從來都沒比歐洲高過,過去兩個月是頭一回。他也認為「真實的失業率」實際上早就超過 20%;不僅如此,目前的數據還只是結算至今年5月,隨著暑期即將到來,今年中國大專院校與高中畢業生人數又將再創新高,預計達到1158萬人,青年失業率只可能會進一步攀升。
飯碗難搶 年輕人為何找不到工作?
驚訝於中國青年就業慘況之餘,先讓我們回顧過去5年發生了什麼事。
中國「青年失業率」開始統計是在2018年,自中國國家統計局於該年度1月發布該項指標以來,中國青年失業率的均值處於12.5%,然而在疫情過後這個數字卻開始出現驚人的攀升。
首先,這群切身感受找不到工作焦慮的年輕人們,多半是出生於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80後、90後、00後」,他們看著2019年意氣風發的馬雲倡導「996工作制」以及「互聯網」產業的激烈競爭,對於「每天從早上9點到晚上9點工作,一周上6天班」這種鼓勵勞動甚至過勞的風氣感受強烈。
然而,過去這三年卻是他們面臨人生中第一次遭遇了大規模經濟下行的衝擊。在中國官方及媒體輿論的陶冶下,他們自出生起相信(同時也親眼看見的)國家會一天天發展,經濟會愈來愈好,相信著國富民強的他們卻被一場新冠疫情打破了美好想像。這些年輕人上了一堂學校還沒教他們的課,那就是現實生活中,自己的未來未必會如國家一樣愈發強盛。
疫情之前,中國政府監管重擊已經打在民企上。當時最「火」的互聯網、房地產、補教產業盡數熄滅,這些年輕人趨之若鶩、提供中國80%以上就業機會的私營部門幾乎一夕消失;接著在嚴格的動態清零政策下,外資也發現想正常經營卻被要求停工擾亂,不僅投資意願低落,企業更紛紛出逃,而隨之萎縮的製造業也導致難以吸納就業,就連科技業大廠如阿里巴巴、bilibili、百度、京東、美團也紛紛刮起裁員潮,大量勞動人口搶著一份臨時工的僧多粥少現象陸陸續續登上檯面。
年輕人失業率高,缺乏就業管道,中國掌權者更是害怕這些消極離開就業市場的青年把怨懟不滿帶上街頭變成憤青,為此提出諸多口號與政策,但往往無法解決困境。例如廣東省政府建議把30萬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送到農村幹活」,令人聯想起毛澤東發起的「知青下鄉運動」,習近平更在一封給大學生的信中,鼓勵青年人「自找苦吃」,要這些大學畢業的青年脫下長衫、捲起褲管接受下田工作。
但真的是年輕人不願「脫下孔乙己的長衫」,不願放棄光鮮亮麗的學歷做「低端工作」嗎?
事實上,中國疫後經濟復甦不如預期,過去一個沒有大學生願意做的職位如今卻是年輕人們搶破頭的「金飯碗」。中國作家餘華指出,中國一家文學雜誌《當代》今年要招6個編輯,結果卻引來將近6000人報名,其中更多有領著碩士、博士文憑的求職者,「但這個工作崗位放到20年前壓根就沒大學生看得上」。
類似Uber的中國叫車服務「滴滴打車」近期也出現預約客戶明顯減少,活躍司機卻爆滿的情況。數據顯示,2021年3月滴滴活躍司機數量為1300萬,但在短短兩年之間,新增活躍司機600萬,不少司機更抱怨「千萬不要來跑網約車」,「不要再來搶司機的飯碗」。
看著辛勤的父母用一生供養他們唸書、考大學,許多年輕人可能找到的工作卻甚至只要中學畢業學歷即可,這是在經濟發展受困的情況下,以往充滿光環的優質工作崗位隨之減少,許多求職者被迫「向下兼容」再度擠迫相對普通的勞動人口工作,或者寧可選擇那些以前從沒想過的工作以就業的窘境。
數年前,台灣一則「博士生畢業後炸雞排」新聞成為輿論話題,如今物換星移中國不少名校畢業生、留學生在回歸中國就業市場後也遍尋不著工作機會,只能往過去認為更「偏門」的崗位找。例如溫州機場招聘「驅鳥員」一職就要求應徵者至少要有大學學歷,且科系必須與生物學、動植物學、環境科學、土木工程或建築相關,並要求語言能力達大學英語四級及格以上(約為多益750分以上),還得適應排班、場外作業等型態,如今就吸引不少海外留學的中國青年應徵。
更加「偏門」的殯葬業領域也不例外,許多小城市的「入殮師」一職內捲程度甚至不輸「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科技業。長沙一名殯葬專業的專科院校學生就說,班上「00後」並不少,一個班裡300多人,一大半都是女生;另一名專修防腐、整容的學生更稱,學技術的學長學姐畢業後主要是做登記、辦手續、選墓址的業務工作,「一屆學生裡能出一個入殮師,那都是非常難得了。」
甚至也有年輕人把「全職兒女」這類以前被視為啃老的工作當作己職,要不是在工作壓力太大、薪水太低的情況下離開職場生活,要不然就是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只好回家陪年邁的爸爸媽媽煮飯、聊天、過生活。
另外,職場文化與體系固化的問題也深深影響了年輕人們。在中文Podcast《不明白播客》中,主持人袁莉訪問了數名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其中一名「互聯網專業」、有著英國碩士文憑的青年就坦言,自己的同學在Google上班,他投了將近130多個履歷卻只有30多家公司願意面試,最後甚至只錄取兩個職缺。
他也提到,自己回到中國後因為在面試階段回答了「不想做無意義的加班,我還有很多自己的生活」,為此可能被打槍拒絕,甚至直接告訴他「你要接受這個無條件的加班」;另一個他的女同學則在上海因為不願聽從老闆將其當作私人助理、陪老闆搬東西上樓,而遭到一連串的刁難,女同學更稱公司基本所有女生都遭到了性騷擾。
另一名1995年出生、在北京一家互聯網企業大廠工作的青年則告訴《香港01》,「大家還蠻普遍的認識到了,時代的一個紅利已經過去了」,曾經光鮮亮麗的產業已經轉向業務外包、部門裁撤,留在大廠卻難以升遷的青年「拼勁」消失只能選擇傾向「Work-life balance 」。
躺平啃老已是萬幸?
青年失業問題嚴重,年輕人的迷惘日積月累,找得到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人們陷入一股焦慮,另一群找不到工作人年輕人則是以一種更加決絕或消極的態度面對壓力。例如不久前中國發生類似「天門山跳崖」的投毒自殺事件,顯示了農村青年們到大城市打拼未果,只能上網尋求夥伴自我了結生命的精神困境,還有年輕人紛紛湧入佛寺、道觀等宗教場所,祈求上天保佑他們能找到工作、保住飯碗或一夜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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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互聯網企業大廠或走偏門工作一邊積極掙扎一邊掙錢,或是以「孔乙己文學」自嘲、寧可燒香拜佛的消極抵抗,中國政府在面對青年就業處境艱困難題所提出的「雞湯言論」或「就業政策」,看似引導年輕人在面臨空前壓力時轉變角度思考,實則是當權者無力改變現況,只想維穩解困的具體展現。除非官方能夠拿出青年就業問題解決方案,否則想要推動「共同富裕」的漂亮話還是慎言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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