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法官制度今年上路，司法院今（10）日邀請日本一橋大學教授緑大輔（Midori, Daisuke）主講「國民參與審判與法院證據裁定重要課題」，介紹日本學術、實務界「類似事實證據」與「性格證據」在刑事審判程序中如何運用的發展。司法院刑事廳長李釱任表示，邀請緑大輔教授專題演講，希望日本裁判員制度的寶貴經驗，提供我國實務運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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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新制引進起訴狀一本主義與證據裁定制度，原則上必須於準備程序階段，即決定特定證據有無證據能力與有無調查必要性，讓國民法官不受到無證據能力或無調查必要性證據之不當影響，在此前提下「與被起訴犯罪事實類似之事實可否用以證明本案犯罪事實（類似事實證據）」、「被告過去犯罪行為可否推論被告存在不良性格（性格證據）」，於證據裁定時應如何處理，即成為值得探討的問題。
針對類似事實證據之運用，緑大輔強調，以被告具有根深蒂固的行為傾向，證明其被訴犯行與前科事實具有類似性，進而認定被告為本案犯人的推論方法，恐有錯誤認定事實及爭點擴散的弊害。除非（1）前科事實具有顯著特徵，且（2）與被訴事實有相當程度的類似性，才可例外用以推論被告為本案之犯罪行為人。
其次，合併審理數個類似事實時，被告若承認部分犯行、否認其他犯行，但各犯行間犯罪時間、場所密接，數犯行偶然由他人所為的可能性降低，緑教授認為，不會對被告造成突襲或發生爭點擴散的危險時，也可作為證據使用，但其證明力受有限制。
再者，就類似事實證明被告主觀犯意時，緑教授以詐欺罪為例，如客觀犯罪事實已有其他證據認定，此時以被告的同種詐欺前科，推論其具有詐欺之主觀上認識，而非推論被告具有詐欺性格之人格評價，此時事實誤認的風險較低，是可被允許的。
至於用以證明純粹輔助事實的性格證據，例如爭執證人或被告供述信用性，得否使用該證人、被告過去經歷、性格以強化或彈劾其供述可信性，緑教授介紹美國及日本的見解，並就利益衡量及必要性分別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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緑教授特別就性犯罪之特殊性，認為以類似事實推論性犯罪的主觀目的，是有過度評價被告犯罪傾向的風險，但在不爭執被告是否為犯人，僅爭執被告主觀意圖時，仍有使用類似事實證據認定犯罪事實的空間。並深刻探討剖析以被害者的過去性傾向、不誠實性或其知識、動機、計畫等彈劾其證言時，日本實務所採用之標準。
李釱任表示，國民法官法乃借鏡日本刑事訴訟與裁判員制度的經驗，兩國的立法意旨亦皆是希望促進國民與司法的交流，深化彼此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