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末以來，除了極少數之外，大多數台灣人民越活越悶，台灣宛如一個大悶鍋，三度換黨執政，不見改善契機，反而更糟，問題出在發展模式根本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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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欠缺優良的社會主義元素
綜觀人類歷史，特別是中國史，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社會階層剝削嚴重，會激化對立，引爆難以收拾的社會動亂。反之，社會貧富差距小，就容易安定和諧，促進正面發展。
全球化受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供給面經濟學派思想成為主流，認為可以由降低生產商品和服務的障礙來有效地創造經濟增長。其實就是以政治力操縱之自由市場的虛假美名，發展「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的經濟模式，先讓資本家與企業家吃飽喝足，肥得流油後，才讓其他人分舔油水，必然惡化分配，造成強者愈強，大者恆大，富者愈富，窮者愈窮，擴大貧富差距，弱勢者難以翻身。近20多年來世界各地的社會動亂大多直接受此之害，在美國也激起99%與1%的對立，終於逼出Bernie Sanders以丹麥為典型之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的倡議，引領風潮。
台灣社會也無法倖免，台灣在蔣經國主政年代基尼係數低，社會欣欣向榮，上下朝氣蓬勃，如今基尼係數已比蔣經國時代高出許多，「相對剝奪感」早已成為流行用語之一，年金制度不公、幾十年薪資過低、年輕世代買不起房子、退休養老成為普遍的問題、商家動輒藉端漲價剝削消費者等等的現象，都受害於不當的發展模式與思維，這在台灣埋藏了一顆不斷蓄積能量的不定時炸彈，危險得很。
曾經有「奧佛悖論」（Offe’s Paradox）這麼說：「資本主義既不能與社會國家（social state）同時存在，也不能沒它（社會國家）而繼續存在。」事實上，「繼續存在」才是王道，根據歷史來看，資本主義一直在發展新的內涵，社會福利制度令其存續新生，並不相悖。絕大多數人民群體能夠普遍過上好日子，有消費能力，才是資本主義繼續發展的最重要支柱。資本家與企業主照顧弱勢勞工與人民其實是幫助自己。
台灣應該嚴肅考慮，不再學習美國，轉向借鑒西歐北歐模式與思維，引進優良的社會主義元素，要求資本家與工商企業主認知到自己的財富來自於社會的支持，應多承擔租稅與社會責任，不能將此要求扭曲為反商的指控。弱勢者若能俱備正常消費的能力，社會經濟較能正常發展，受益最大者必為資本家與企業。問題的關鍵在於人民的稅金是否使用得當，發揮應有的效益，這需要清廉幹練的政治體系。
清廉政治為社會進步發展的基石
政治是一個國家社會發展最大的發動機與最核心的利益所在，事在人為，政治人物與公權力體系內工作人員的素質決定這個發動機的能力與好壞，最重要的素質當屬廉潔奉公。廉潔奉公不表示不會犯錯誤，但錯誤容易被治理體系的制度及早發現、糾正與排除，資源的使用會較有可持續的效益。如果涉及貪瀆，決策一定錯誤歪曲，容易形成集體貪瀆的窩案，不易糾正錯誤，必然浪費更多資源，政治風氣敗壞，社會正義蕩然，損害難以估量。「錯誤的政策比貪污還可怕」是為貪瀆開脫的詭辯謬論，不是愚蠢就是邪惡。
台灣黑金政治風行30多年了，政治人物、文官體系、特別是警察風紀的敗壞日甚一日，造成的傷害歷歷在目，罄竹難書，令社會發展扭曲，公義不張，社會發展阻滯難進。台灣必須效法北歐，大力推動清廉政治，社會升級進步才有指望。
戒絕玩弄國家認同遊戲的抉擇時刻
台灣處境特殊在於有敵對的兩岸關係，各方面的發展直接或間接受此關係的影響與制約，有人藉此操弄國家認同問題，激化社會對立，謀取政治利益，所造成傷害的深遠程度常為人們忽略。
若連國家認同都可玩弄，就是政治上沒有什麼不能玩弄的，「政治超限戰」必為家常便飯，社會只有對立，不可能有團結，所有的團結呼籲都是欺騙作秀，再多的國防經費都會打水漂，向美國一邊倒非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給美方恣意剝削我們的大好機會，長年以高價購買次等武器就是顯例。
「政治超限戰」當然還可用在所有領域，例如司法、教育、經貿、能源、選舉、施政等等，連籌措「建國基金」或「用愛發電」都說得理直氣壯，就可看出社會價值錯亂、沒有正義、罔顧民生、虛耗國家資源於一斑，這樣的社會如何面對強敵？癡人說夢。
台灣已經步入越來越緊張的處境，到了必須要戒絕玩弄國家認同惡習的抉擇時刻了。必須坦誠面對兩岸一國還是兩國的事實，搞對國家認同，才有本錢正確認知與處理兩岸關係，才有機會將台灣營造成對岸人民艷羨嚮慕的和諧繁榮社會，創造可持續的和平，造福台灣乃至兩岸人民及後世子孫。
人口問題不在數量而在質量
自古以增加人口為增加勞動力與國力的有效辦法，但現代科技發達，生產力已不必來自人類的體能勞動力，而是智力。世界上人口眾多的國家未必國力強大，人口較少之國可能國力反而超前，中美之間的對比已能說明問題。全世界的猶太人數量不及2000萬，但所掌握的力量令美國及西方各強國都不敢冒犯。是故，人口數量不是問題，素質才是關鍵。
依賴人口增加來發展經濟與國力的觀念早已徹底落伍。人工智慧發展迅速，勢必取代大量的人類勞動力與智力工作，人口數量太多，極可能是社會治理的龐大負擔，會製造難以逆料的社會經濟問題，其實台灣的長照、健保、教育、就業、房價、經濟發展諸問題都與此密切關聯。
台灣人口密度已是世界超高的前幾名，改變人口結構與素質刻不容緩。面對這個世紀難題，台灣應該要有新的認知、思維與發展模式，這沒有短期即時的特效辦法，必須從教育開始著手，儘速根據事實基本面深刻討論教什麼？怎麼教？宗旨為何？台灣必須儘快重新檢視自己的教育問題與相關內涵，改錯與加強並進，日積月累，經之營之，才能期望20或30年後見到效果。如果因無速效就不做，那就永遠陷溺於惡性循環。
民主治理建設
民主政治最根本的基礎來自人文與多元主義，應反映與照顧人文社會的多元利益，為此，我們必須修改選舉與各級政府組成方式，應該採用類似德國的聯立式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讓國會與地方議會的組成反映多元利益的成份與比例。這樣才容易營造和諧社會。
中央政府的組成受制於憲法規定，修憲不易，總統制改不了，但國會與地方政府的組成方式可以調整，降低總統專制獨裁的程度。地方政府應該不再採用現行的組成方式，應該在直選之後，依選票比例組成議會，由議會在各黨選舉時的首長候選人中推選可以組成政府者為地方首長，這不違反「縣長由縣民選舉之」的憲法規定。若必須組成聯合政府，各黨間應簽訂公開的執政合約，應立法令其具有相關配套措施的法律約束力。獲得國會與議會席位的門檻應該不能太高，給小黨機會才能更加反映多元利益的實況，最好訂在3%。此外，各級政府每年應有固定預算補助達到各級選舉1.5%選票的政黨，讓多元民意有發展的空間。
台灣的民主治理成效的優劣關係到兩岸關係的發展，對台灣是頭等重要的大事，已到了不得不做出抉擇的關頭了。
●作者：朱駿／時事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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