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東京25日綜合外電報導）日本政府將在9月27日為前首相安倍晉三舉辦「國葬」，日本學者分析，首相岸田文雄政府之所以堅辦國葬，主要著眼「弔唁外交」，即使現在民意反對聲浪高漲，也已是箭在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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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7月8日在奈良市進行街頭輔選演說時，遭槍手持改造槍枝槍擊身亡。岸田內閣7月22日決定9月27日為安倍舉辦國葬，地點在東京都內的日本武道館。
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日文版日前一篇專文指出，國葬預料會有來自全球各國的政要參加，不僅是向全球展現主辦國的國力，也是反映出該國國情的重大事件。
不過，岸田這次決定為安倍舉行國葬，引發日本社會兩極意見，且愈接近國葬舉辦日，各項民調都呈現出反對意見多於贊成意見的結果。
● 日本二戰後廢止國葬令
國葬指的是對國家有功者過世時，由公費所舉辦的葬禮。日本在二次大戰前是依「國葬令」舉辦國葬，但戰後已廢止，且在安倍國葬之前，日本政府僅在1967年為前首相吉田茂辦過一次國葬。
其實對日本人來說，國葬制度化後的歷史並不悠久。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教授宮間純一日前接受日本放送協會（NHK）訪問時說，日本國葬最早的例子可追溯到1883年過世的右大臣岩倉具視。
他說，日本1885年採行內閣制後，國葬對象先由內閣會議決定，最後由日皇做裁決。至於法律上的依據，則是到1926年公布「國葬令」後才有正式法律定位。
宮間說，國葬在二戰前及二戰期間，都是由日皇賜予的形式舉行，對象為對國家或日皇有功的人，也就是說國葬是「日皇及國民共同哀悼功臣的場合」。
他說，從結果來看，國葬在過去的大日本帝國下，有著團結國民的功能；而作為歷史遺物，國葬的作用已經結束。
宮間說，國葬令在二戰結束後的1947年底已失效，雖然之後也曾在政界被討論過，但至今依然未法制化，連過去的吉田茂國葬也不是依法舉行。這次安倍國葬是依據內閣會議決議舉行。
宮間說，根據吉田茂國葬當年的新聞報導，場內有來自國內外約6000名賓客出席，場外也有約8500人聚集，另有約7萬人聚集在前往武道館的街道兩旁，場面確實相當盛大；但當時有不少反對舉辦國葬的人士，也有許多人對國葬不太關心。
等到前首相佐藤榮作1975年過世時，日本也曾就是否舉辦國葬進行討論，但經過上次為吉田茂舉辦國葬時的討論後，這次無法再忽視反對派人士想法，所以最後未能為佐藤榮作舉辦國葬，而是採用「國民葬」。
● 辦不辦國葬 問題出在無明確標準及法律
宮間說，要不要為曾任首相者舉辦國葬的討論，過去跟現在都差不多，問題都出在日本並沒有明訂國葬對象標準，也沒有相關法律。而二戰後無法將國葬法制化，也是因為擔心訂定對象標準可能會讓問題政治化，因此一直以來都相當慎重。
宮間說，日本戰後曾任首相者的葬禮，大致可分為3種，分別是「國葬」、「國民葬」及「內閣與自民黨合同葬（聯合葬禮）」。
在安倍之前，國葬只有吉田茂一個前例。國葬由政府主辦，費用全數由公費支應；這次安倍的國葬經費也是全額由中央政府負責。
國民葬的前例之一是佐藤榮作葬禮，當年由政府、自民黨及自願參與的國民共同主辦，大部分經費由中央負擔。
至於內閣與自民黨合同葬是從1980年的大平正芳以來近年的主流葬禮，由政府及自民黨等政黨共同主辦，部分費用由中央埋單。
● 國葬的外交意義
而岸田政府這次決定為安倍舉辦國葬，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著眼「弔唁外交」。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御廚貴說，岸田內閣在7月決定9月舉行國葬，這種將日期訂在兩個月後的作法，可以說就是希望國外重要人士來參加。
他說，吉田茂國葬是在過世11天後舉辦，如果安倍國葬仿照吉田茂的話，國外重要人士大概就無法出席。
御廚貴說，如果只是要以國家立場表達敬意與弔唁之意，就不需要把國葬時間訂在兩個月後。所以在思考把國葬用在對外方面的優點時，就會變成大家所說的「弔唁外交」。
他說，在安倍過世前，日本近期沒有進行「弔唁外交」的機會，最近一次就是天皇過世時，所以才會想把安倍葬禮以國葬形式進行「弔唁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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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御廚貴說，雖然感覺岸田希望利用這個場合跟各國領袖會面，透過建立個人關係展開領袖外交，但事實上現任領袖前來的人數不多，很多國家都是派卸任領袖出席，若還要說是弔唁外交的話可能又有點不太一樣。
面對社會意見兩極及在野黨質疑，為何不取消國葬改成「內閣與自民黨合同葬」？御廚貴說，畢竟日本政府已通知各國，海外政要也都準備出席，所以如果因為受到國內輿論批評就要取消的話，可能會造成國際信用受損，「事到如今不可能不辦國葬形式的葬禮」。（譯者：黃名璽/核稿：陳昱婷）111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