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中介服務法》在各界響亮的罵聲中停止推動，就連行政院長蘇貞昌與總統蔡英文也都要出面滅火，在法案草創初期就遭遇強烈反彈，在我國立法歷史上罕見，先不論數位中介法為何如此惡名昭彰，光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近期的發言，似乎更讓此事炎上至新的層次。
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NCC在8月份陸續針對《數位中介服務法》召開三場公開說明會，對不同的利害關係人說明該法適法性與民間單位法遵依據，不料在最後一場數位平台說明會砲聲隆隆，各平台對實務運作問題提出質疑，就連台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TiEA）、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DMA）、台灣數位平台經濟協會（DEAT）等三大數位產業協會，也罕見發出連署聲明建請暫緩立法。
行政院長蘇貞昌作為行政首長則表示，「像中介法這種沒有共識的法案，行政院不會支持繼續推動。」總統蔡英文也附和指出，該草案各界有許多擔憂及討論，會有這些擔憂出現表示目前的社會溝通仍然不足，也凸顯法案內容有不周延之處。
NCC在24日召開例行記者會，從先前主秘黃文哲的強硬態度「不是難以管理就放任不管」，轉變成副主委翁柏宗從中緩頰，「對於先前召開的三場公開說明會，NCC會開始盤點、研析蒐羅回來的議題，考量創新中小型業者的營運面向」、「數位經濟跟網路治理是一體兩面，當實體世界要轉軌到虛擬世界，整個數位治理法規也需要進行調適，很多位學者也認為數位發展部應該要加入討論」。
是問哪條法律不需要社會共識？從平台問責問題、業者法遵成本、使用者便利性與福祉考量，這難道不是所有法律在制定時就應該考慮的法益嗎？怎麼當時在草擬的時候不考慮，如今遭到各界反彈之後就「突然想起了」呢？
仔細探究該草案，幾乎將歐盟的數位存取服務（DSA）規定盡數挪用，但台灣與歐盟國家政經環境皆不同，且DSA必須和《數位市場法》（DMA）互相搭配使用。NCC提出的《數位中介服務法》對於納管的對象為何？立法目的為何？治理手段為何？都沒辦法在草案中具體說明，假設落實機制沒有建立，那麼就是只有文字，卻缺乏框架、方法和目的的法律。
我是廣告 請繼續往下閱讀
究竟這部法律課責的對象是誰？沒有在台灣設立子公司的網路服務公司，台灣法律恐怕也是束手無策，到最後反而變成在台投資的外商受限重重，進而導致外資不進台灣，甚至被貼上「特定言論產生標籤化」，扣上了「網路戒嚴時代來臨」、「箝制網路言論自由」的帽子，NCC身為主管監理機關，此次立法不僅欠缺思考、思慮不周，更顯不負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