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對平民來說是殘酷的,對於投身其中的將士軍官們造成的創傷更不只有肉體的折磨,更痛苦的是從此在精神上被戰爭劃上深深的傷痕。眼下俄烏戰爭沒人能說準何時結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個月,有一名駐扎在菲律賓的日本軍人也相信著「戰爭還沒結束」,儘管日本政府早就宣佈他已經陣亡,但事實上他還用野獸般的姿態躲在叢林中,期待著皇軍帶著勝利者之姿光榮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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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日本少尉小野田寬郎(Hiroo Onoda)與他的同袍們駐扎在菲律賓的一個小島盧邦島(Lubang),那是1944年的12月。當抵達的消息被美軍得知,他被迫躲進叢林內打「游擊戰」,一方面想盡辦法活下來,一方面騷擾攻擊當地民眾與敵軍。
兩年前剛入伍小野田寬郎或許沒有想過,當年才二十歲的他一穿上這身軍服,必須得花上三十多年的日子才能脫下來。1942年的日本拿下東南亞大片地區,那也是日本軍國主義蓬勃的年代,一個出生和歌山縣海南市的普通少年小野田寬郎就這樣在大時代的推動下成為皇軍的一份子,並被安排到陸軍中野學校學習游擊戰術,在學校中他學會無所不用其極的活下來,並貫徹「游擊戰術」的使命,不斷破壞敵人的設施、侵擾敵軍的後勤,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想盡辦法活下。
1944年11月小野田寬郎被派到菲律賓,此時日軍在太平洋的局勢已經岌岌可危,當時日本軍隊命令在東南亞的任何士兵都不能投降和自殺,小野田寬郎的上司告訴他「玉碎(自殺)是什麼也幹不成的,我們現在暫時撤退,你們到山林裡進行游擊戰,三年或者五年之後,我們將會回來,你一定要堅持到我們回來。在這期間還剩下一個人的話,哪怕吃椰子果也要抵抗,絕對不能玉碎,明白了嗎?」,就是這樣一道長官的命令,讓小野田寬郎在盧邦島失守後堅持游擊戰,始終相信有人會來拯救他。
然而美軍對於菲律賓的大規模登陸輕鬆瓦解了日軍的抵抗,他的同袍死的死、傷的傷,更多的是選擇在美利堅槍砲彈藥下俯首投降,對「玉碎」嗤之以鼻的小野田寬郎謹記受過的命令與訓練,與伍長島田莊一、上等兵小塚金七、一等兵赤津勇一三人一起躲進了叢林中,從此開始了30年的游擊戰。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消息傳遍世界卻傳不到菲律賓的偏遠叢林。當美軍空投大量日本投降的傳單,小野田只認定這是美軍的陰謀,毫無動搖的過著日復一日的生活,他們每天清晨對會著東昇的旭日向遠方的天皇與國家敬禮,同時也會竊取當地居民的蔬果、獵捕居民的家禽來充飢,渴了就喝雨水、河水;大雨時就用彼此的身體掩護僅存的步槍、地雷及炸藥;天寒時得儘量保持清醒,彼此警惕在睡覺時因體溫過低而死亡。
就這麼過了四年,其中一名夥伴赤津實在受不了惡劣的環境與身心煎熬的雙重折磨,決定在1949年與他們分道揚鑣,隔年6月更直接向菲律賓警察「投降」,將他們的故事娓娓道來,菲律賓與美軍才因此掌握了過去不斷偷襲騷擾他們的「神秘人」真面木,赤津在投降後,也參與了勸降的行列;只是已經將游擊戰教條深刻在體內的小野田等人,就算看見過去的同袍仍不為所動,每天早上依舊爬上山頭向旭日敬禮,等待日本援軍的到來。
1952年,菲律賓政府不斷地將小野田親人的家書以及日本當時的報紙散播在叢林之中,希望他們三人能夠早日投降;但小野田始終深信長官的話,若長官沒有告訴他任務取消,誰來也無法勸退他。但在1954年,餓得受不了的他們決定打劫當地的漁民,然而他們的行蹤卻早已被巡邏隊獲悉,在與巡邏隊交火的過程中島田遭到槍擊,因流血過多死亡;另一名隊員小塚則在之後一次主動進攻中,因為埋下的地雷早已生鏽無法引燃,反遭當地軍方開槍射擊,當場倒地死亡,小塚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陣亡的最後一名士兵,也喚起日本政府的高度注意,開始安排迎接他回國的事宜。
然而孤身一人的小野田,在長年的游擊戰之下讓他養成一種事事懷疑的態度,就算其親弟弟到島上廣播喊話要哥哥回家、就算從居民家裡偷來的廣播、報紙上所說的日本已經在戰後現代化,他仍相信日本皇軍與國民們還在戰鬥;直到1974年2月20日,一名日籍探險家鈴木紀夫在叢林中遇見了小野田,當時的他身著已經破爛的日本軍服,毛髮髒亂、蓬頭垢面的樣子宛如野獸,一看到鈴木紀夫這個「獵物」便拿起刀準備獵殺,直到鈴木告訴小野田,戰爭真的已經結束了,他才認知眼前的人類是自己的同鄉。
1974年3月10日,這個在叢林裡打了30年游擊戰的日本士兵終於卸下步槍,此時距離日本政府投降已經過去將近30年,當天在菲律賓空軍雷達基地舉行了一場受降儀式,由菲律賓空軍司令接受小野田的投降。在他這些年的生活當中,一共造成了130名以上的菲律賓人死傷,除了少數軍人、警察外,還有大量平民,國內有部分聲浪要求把他關進監獄,但在日本政府的斡旋與媒體的推波助瀾下,他傳奇的故事仍讓大部分的人們感到敬佩,儀式上菲律賓軍民更揮手向他致敬,軍隊舉槍歡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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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小野田終於回到日本,他先參拜了過去戰死的同袍們,也拒絕接受日本政府給予他的100萬日圓補償金,並將這筆款項捐給了靖國神社。回國後因為強烈適應不良與感嘆時代變遷,於是搬到巴西生活。在他接受媒體訪問時,他總堅決認為自己不必為這些平民的死亡負責,「軍人就是服從命令,在不違反國際法的狀況下,我沒有責任」,但他也在1996年捐出了1萬美金給曾經游擊29年的盧邦島的學校當獎學金,最後在2014年因為肺炎引起心臟衰竭併發症,最後在東京聖路加國際醫院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