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騷法三讀通過！各國法規結果大不同　台灣落後美日30年

立法院今（19）日三讀通過《跟蹤騷擾防制法》，經過多年公民連署、3次朝野協商後，我國第一部跟騷法案終於拍板敲定，並於公告後6個月施行。法條明確定義「跟蹤騷擾」有8大類行為包含監視、威脅、網路騷擾且行為須與性或性別有關。只是防治跟蹤騷擾的法條已成國際社會共識，美國早在30年前就通過類似法案，鄰近的日本亦陸續修正相關條例，台灣《跟蹤騷擾防制法》三讀通過之際，或許也可以國際案例當作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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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反跟蹤法」（anti-stalking law）行之有年

根據聯合國資料顯示，全球婦女人身安全三項最大的威脅為：家庭暴力、性侵害及跟蹤騷擾，對於家庭暴力、性侵害各國法律實踐中都有相關法條，但所謂「反跟蹤法」（anti-stalking law）的制定、修正，卻是近年來國際間倡導的重要趨勢。

放眼世界各國，美國早於1993年制訂《反跟蹤法模範法典》（Model Antista-lking Code for States），肇因於好萊塢演員 Rebecca Schaeffer 遭人跟蹤四年後被殺害，全球第一部跟騷法案因此促成；隨後澳洲各省於1995年均已制訂《反跟蹤法案》、英國於1997年訂頒《騷擾保護法案》（Protection from Harassment Act）、德國則在2007年於刑法（Strafgesetzbuch）中增訂《固執跟蹤騷擾罪》。

亞洲地區與台灣鄰近的國家當中，日本也因為1999年發生的「桶川殺人案」隔年火速通過《糾纏騷擾行為規制法》」（日文為「ストーカー行為等の規制等に関する法律」）；而韓國立法脈絡則與台灣類似，過去跟蹤、騷擾等情事刑責過輕，在社會輿論與壓力下，韓國亦於今年3月底通過《跟蹤犯罪處罰法》。

各國「跟蹤騷擾行為」如何定義大不同

台灣雖三讀通過《跟蹤騷擾防制法》，但仍將跟蹤騷擾行為受限於與「性或性別」有關的範圍，其法律規範範圍與犯罪動機，欠缺即時性、明確性與效果等仍遭婦團點出有所缺失。

反觀各國反跟騷法相關制定，日本《糾纏騷擾行為規制法》將跟騷行為分為「騷擾行為（つきまとい等）」及「跟蹤狂行為（ストーカー行為）」，其中被視為「積極」分類的「騷擾行為」定義基於戀愛、好意、怨恨等情感為動機，被害對象也除當事人外亦包括該對象的親友，無須證明受到實質傷害；「跟蹤狂行為」指的則是對同一人反覆地騷擾行為。

美國對於跟蹤的定義則是，無論實際上或在網路上的跟蹤，只要讓受害人恐懼就違法；德國則以增訂刑法方式，將跟蹤騷擾定義為「頑固地」透過刺探、威脅等方式侵擾他人及其家人或親近人士。其餘未列在法條的行為，只要嚴重影響被害人生活作息，一樣可以依照刑法制裁；英國則明訂「騷擾超過兩次以上」同屬刑事犯罪；加拿大曼尼托巴省亦規範只要滿足了構成跟蹤行為的要件，不需要證明有實質傷害、不受限性與性別相關行為，即可算是侵權行為。

「反跟蹤法」必須與時俱進

然而糾纏騷擾行為百百種，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法條未必跟得上時代，現代婦女基金會 2019年調查顯示，臺灣每4人就有一人曾經遭遇以科技或社群軟體進行的「科技跟蹤」，其中女性比例高達 78.4%，因此及時修正法條、更新補充定義也成為近年來各國「反跟蹤法」重要變動趨勢。

據《紐約時報》報導，美國紐約州參、眾兩會去年亦通過立法提案，將「智慧家居」或可透過網路、藍芽連線的智慧電子設備列入騷擾工具內，例如加害人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控制門鈴、攝影機、聲控裝置甚至將門窗上鎖等行為，雖加害人位置處於保護令範圍，卻同樣利用遠端操控嚇唬被害人、展現權力。

日本自2013年起將「連續發送電子郵件」歸類騷擾行為，2017年時再擴增至SNS、Blog等社群媒體，近年亦強化管制新科技騷擾如GPS定位，和受害者範圍擴增至容易被騷擾的聲優、偶像等；新加坡2014年通過的「防止騷擾法」，同樣將網路騷擾或霸凌納入規範。

除了修正法條、即時擴增保障範圍外，罰則是否符合比例原則也值得關注，根據《韓聯社》報導，韓國《跟蹤犯罪處罰法》今年10月21日上路以來，短短1個月卻收到了2774件跟蹤相關的投訴，犯罪案件卻飆升4倍，報導指出韓國過去長期將跟蹤、騷擾列為《輕罪處罰法》，相關犯罪刑罰僅8萬韓元（約台幣1885元），警方認為騷擾行為多半反覆發生，且罰款不易阻止犯意，立法後的實際嚇阻效力仍待觀察。

觀諸英、美、德、日等國之立法，台灣雖然晚了一步，但重要的是接下來該把握黃金執法時期，政府也必須配合宣導跟蹤騷擾防治觀念，促進社會大眾認識，才能有效跟上國際角步，落實人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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