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沒有正確答案的假設性問題，提出來只是凸顯事情沒有表面那樣簡單，也可讓台灣有再思考的空間，至少在財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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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梅克爾時代的德國大選剛剛結束，對這位任期僅次於俾斯麥、柯爾的總理，國際輿論都同表欽仰，雖經濟學人雜誌以The mess Merkel leaves behind而持保留意見，但整體上梅克爾確是功績彪炳，尤其在上周德國統一日(2021/10/3)，梅克爾發表演講，最後期許德國人「互相講述自己的歷史，並包容彼此的差異」，用心良苦，氣度非凡，值得喝采。
政治家的風範，是德國過去二十年，國力相對不墜的關鍵。十六年前，2005/11/30梅克爾在初次執政演說時，曾指出「我個人非常感謝施洛德總理以<Agenda 2010>，勇敢、果斷地撞開一扇改革的大門，並排除萬難予以貫徹」。（2013/10/1我在報端「沒有施洛德，也要梅克爾」一文中，曾有引述）
施洛德是梅克爾前任的社會民主黨(SPD)總理，他在2000年時看到德國經濟停滯、內需疲軟、投資低迷、人口老化，憂心忡忡，身為SPD的黨魁，竟喊出「社會國轉型與更新」的口號，大聲疾呼削減國家負擔，敦促個人自我負責的口號，以「不太社會黨」的思維，通過了Agenda 2010，為經濟升級奠定基礎，但也重傷社民黨的基本盤票源，促成梅克爾2005的勝選。梅克爾當年就職演說的謝辭，並不是勝選還吃豆腐，因為基民黨(CDU)確仍繼續推動Agenda 2010，成為德國日後在歐陸金融危機中一枝獨秀的主因。
目前德國正在為未來內閣的各種組合傷腦筋，我們不做政治猜測，但不妨將本文的題目稍作調整，換個方式來思考。如果施洛德2003年沒有推出Agenda 2010，他可能不會因失去基本盤，而輸掉大選，不過德國也可能撐不過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又如果梅克爾2005年後，因意識形態，沒有繼續推動Agenda 2010，德國是否有充分的國力，引領歐盟在國際舞台拚搏?真正政治家念茲在茲的，是國家的前途，而非政黨、個人的私利。
台灣在政治議題上，也許有政黨的歧見，但對財經政策，理論上不應有太多的歧異，就好像梅克爾接手施諾德般的平順。可惜過去二十年，台灣似乎看不到比較consistent的財經方針，兩黨輪流執政，兩岸關係之處理或有不同，但不必為了選票，而去影響區域經濟整合的目標。台灣2012年前後對於自由貿易協定，有持續不斷的努力與成果，之後曾因畫地自限戛然而止，如今雖有意重彈CPTPP，然而大環境已變，時機已失，更嚴重的是經貿談判人才，也因長期欠缺實戰，又未刻意製造練兵的機會，以致青黃不接。倘CPTPP拒絕受理我方申請，固然不幸，但如果同意進行事前的諮商、談判，面對十一個長年征戰、經驗豐富的CPTPP會員國，我們各部會數百項議題，一時還真不知從何覓才？
如果2005年，梅克爾未能勝選，德國應該依舊是歐洲的領導力量，因為從經濟政策看，基民黨與社民黨實際上的差距不大。那台灣呢？
●作者：陳冲／ 行政院前院長、現任新世代金融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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