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年度政治大戲兩會－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在本週正式登場。兩會是中國得以宣稱自己也是「民主國家」的重要樣板。因為由下一級地方人民大會「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將齊聚一堂對政府行使法律上的監督，聽取政府工作報告。若遇到政府換屆，也會對國家主席、國家副主席等重要職務行使同意權。在人大代表不開全體代表大會的平日，中國若要通過法律案則透過人大的常務委員會來進行。在常務委員會下有十個負責不同職能、類似台灣立法院不同委員會的專門委員會來訂定、審議各類法案，而各專門委員會的委員長和副委員長都是由在政府部門退休的中高級官員來擔任。至於政治協商會議則是中共實行「統一戰線」的機構，由中國核准的各個民主黨派和中國挑選的有影響力社會人士擔任政協委員，代表共產黨和政府之外的聲音對政府施政提出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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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兩會的順利召開象徵著中國政治的平穩運作，和給予中國獨佔權力象徵性的合法性。兩會前中國總是在北京嚴加防範各種意外狀況，免得在中外媒體雲集的會場與周邊出現讓中國尷尬的狀況，之前曾嚴格到連在北京購買菜刀都要登記的鬧劇。今年一樣戒備森嚴，並以疫情為名不接受境外記者特地自外國入京採訪。雖然兩會對中國實質的政治議程沒有真正的影響力，但政府對人大代表作報告時揭露的重要內容還是可以讓觀察家一窺中國想要在人民腦中灌輸的東西，而會前除了加強北京的戒備外，中國通常也會選出特定議題來造勢。對處境微妙的習近平來說這個需求更為迫切，所以可以看到他已經在內政外交上都祭出值得探討的大動作。
在內政上由習最信任的主管意識形態常委王滬寧主持紀念已故前領導人華國鋒的百歲誕辰就引起眾多討論，因為華其實只是當年毛澤東死前為了要平衡極左專搞政治鬥爭的四人幫和革命元老政治家權鬥而刻意選出的中庸型接班人。結果上台後和元老聯手抓捕四人幫後不久就因為缺乏魅力和實力被鄧小平取而代之。所以即使中國有在重要領導人百歲冥誕紀念的傳統，但此時忽然在兩會前高調紀念並給予高度評價依然啟人疑竇。習透過高舉華國鋒可能是想暗示未來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新路線: 重回共產黨主導並團結在偉大領袖之下。
會如此推論，是因為華國鋒當年雖然也反對極左四人幫的無窮無盡階級鬥爭路線，但他在除掉四人幫後，除了糾正了一些極左的不合理極端政策外，他還是靠延續對毛的個人崇拜來建立自己執政的合法性，才留下那句唯一會讓人想到他的口號：「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面對百廢待舉的國政也無心大膽改革，還是要維持計畫經濟與團結在革命領袖欽定接班人之下的老路。但這兩點剛好就是今天習所需要的，又可以將鄧小平復興中國的功績淡化來提升自己的地位。
習迫切的需要將經濟體制轉回更加依靠國企主導的計劃經濟，是為了要突破川普政府建立的高科技封鎖和關稅壁壘。雖然拜登上台後，在中國畫下紅線的新疆、香港和台灣議題上，新政府的回應和川普時期比都相當溫和，甚至絕口不提疫情究責，反倒是要和中國合作抗疫，讓中國感受到有可趁之機，而加碼喊話要拜登政府放棄關稅與科技制裁。但拜登政府忌憚於國內共和黨鷹派的壓力和高漲的反共民意，目前在高科技封鎖上還看不到退讓的痕跡，還有消息說在川普卸任前一週，商務部公布的確保資訊通訊產業的供應鏈安全禁令會獲得延續。這個禁令是給予商務部否決美國的資訊通訊產業和被定義為敵對的國家，如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等進行產品、設備的交易。另外明年就是中國的二十大會議，在會中要通過繼續讓習近平擔任中共的領導人，打破鄧小平訂下的兩任十年規矩。為了要能讓自己有超越鄧小平的權威，習必須要開始為自己造神，而華國鋒就是他起步的第一塊墊腳石。
抬出華國鋒是放出政治訊號給盟友和政敵。要能在人民心中建立他終身制的正當性，習端出的大菜是宣布中國已經完成了扶貧的工作，還吹捧成人間的奇蹟。國務院下屬的扶貧辦公室也更名為國家鄉村振興局。雖然實際上中國境內的貧窮人口還甚多，疫情之後處於社會底層的民眾受衝擊的程度更甚於中上階層，但為了要把習提升到近似毛澤東、鄧小平兩個革命元勛兼終身領袖的地位，必須要昧者事實、製造出一個讓他配得上這種地位的偉大功業。
在對外方面，習一樣需要展現其強勢的形象來服眾。很不幸的，他挑中了香港。先是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2/22公開強硬表示「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權要掌握在愛國者手裡」。再來是2/28的當天，有47位只因為去年辦了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初選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的香港人需要在同一天出庭應訊，不少人還遭到未審先收押的迫害。同樣的，中國根本無視於不少香港民眾當天無畏於嚴苛的港版國安法而再度上街抗議，與各國駐港使節的高度關注、紛紛到庭旁聽，只因為習近平要證明他有充分的能力能壓制香港人空前的不滿並維持香港的繁榮。除了香港，中國忽然在台灣的鳳梨成熟銷往大陸季節前無預警祭出禁售令，也是一種強勢的表態，雖然這個舉措也是剛好要考驗新上任陸委會主任邱太三，逼他恢復兩岸的協商。但藉此想讓台灣手忙腳亂、看似非靠大陸市場不可，也是習想要灌輸給國內人民的印象，讓人民佩服於他敢強硬處理台、港議題，是一心謀求民族統一的偉大領袖。
在上述前菜的背景之下，兩會本身讓人矚目的議題，則是到底要不要繼續訂定年度GDP的增長目標。在去年疫情剛爆發後不久，就有經濟學家建議，要趁此機會放棄為GDP增長率訂出剛性的目標。而且實際上中國本身已經非常糟糕的財政狀況，也剛好在兩會前被中國財政部所屬刊物所載的一篇文章所揭露，作者還是前財長樓繼偉。他在文中提醒了中國的財政收入，在2020已經有高達15%在還債，還有大概四分之一的省分，有超過一半的財政收入是用在還債。他也憂心地提到，美國目前為了緩和疫情對經濟的衝擊也大舉釋放貨幣，但在疫情即將得到控制後，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反轉會對全球的金融穩定和許多國家的經濟成長產生衝擊。所以除了GDP目標是否要維持之外，對於後疫情時代，中國國內外的經濟挑戰，在兩會的政府報告中，是否給出具體的方向和應對措施，也是另一個各方矚目的焦點。
總的來看，在疫苗開始大規模施打，讓世界準備迎接疫情平息的過渡期，之前各國被抗疫所掩蓋的問題和後遺症都會一一浮現，對疫情的始作俑者中國來說更是如此。偏偏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自己也要為打破慣例、成為中國政治史上第三位執政終身的強人做準備，在做足了各種對內對外的熱身動作後，他是否能利用兩會成功說服人民和世界，他有足夠的能力和規劃，帶領中國在疫情肆虐後的亂局，繼續在美國和主要大國的疑視下增強國力、邁向國家徹底統一，甚至改造印太和國際政治的格局，值得密切關注。
●作者：趙君朔／紐約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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