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明倫社宅的4萬元租金，引起社會各界對於社會住宅的高度討論，以及台北市長柯文哲和內政部的頻頻交鋒，最後甚至引來蔡總統發聲，希望朝野共同努力加快社會住宅的腳步，柯市長也回應「政治鬥爭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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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過頭來還是要問，眼前的4萬元租金，究竟要如何處理？真的如柯市長所說的，因為法不溯及既往，所以只能等2024年再降價嗎？
首先，所有政策在推動之前，首先要問的是，這項政策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達成什麼目標？
各國興建社會住宅，多始於「社會安全網」的概念，透過直接供給住宅，讓弱勢群體獲得基本的居住保障。等到數量足夠後，再逐步擴大服務對象，協助更多民眾取得「價格可負擔、功能基本完整且舒適」的家。
然而，相較於歐洲國家的社宅數量，已達住宅總數的15-30%，以及日韓的5-6%，台灣的0.18%當然是遠遠落後，所以中央與地方政府確實應該急起直追。就這點來說，蔡總統和柯市長喊的「趕快蓋」是正確的方向。
但問題還沒完。社宅當然不是只蓋給弱勢住，但由於現在台灣的社宅數量明顯過少，優先服務的對象，當然也理應是以弱勢群體為主。
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台北市喊的「市價85折」或內政部喊「一般8折，弱勢64折」，可能都未必是真正的弱勢群體所能負擔的價格，現行的租金定價方式絕對有檢討的空間，並且越快做越好。
其次，如果要檢討明倫社宅的租金，會不會有柯市長所說的「法不溯既往」的問題，所以必須等到2024年才能處理？
答案是，社宅租約就是民事契約，雙方合意就能修改。換句話說，只要台北市政府願意調降，住戶也願意接受，現在就能調降，根本不用再拖3年。
至於明倫社宅的租金怎麼訂出來的，是基於台北市的社宅租金計算公式；而更改計算公式的，是柯文哲市長室的決議。換句話說，要調降租金，只要重新做個決議即可，根本沒有所謂「法不溯既往」
或許會有人說，明倫社宅現在的住戶，在簽約前就知道是這個價格，是認定自己負擔得起才租的，幹嘛要多花行政成本來降價？
這樣的質疑，其實是把「願意接受」和「合理負擔」給弄混了。大家之所以選擇承租社宅，未必是因為租金真的合理，而是相較於其他更不合理的高房租，社宅租金雖然仍有不合理，但依舊是更好的選擇。
換句話說，如果台北市清楚認知社宅應該服務的對象，以及提供合理住宅負擔的政策目標，那就不會再用其他理由拖延租金合理化的腳步，這才是實情。
最後，如何避免出現下一個明倫爭議，讓社宅真正成為可負擔的居住保障？
第一個要做的，當然是從中央到地方，持續加快興建社宅的腳步。不只是中央直接興辦，也應該提供制度性的獎懲誘因，來督促地方政府也一起投入，才能讓整體社會住宅供給量迎頭趕上其他國家，落實居住正義。
第二個要做的，就是訂定「可負擔基準」。依照《住宅法》規定，內政部早該於2019年1月就訂定這項基準，供各地社宅作為定價依據，卻拖到現在遲遲沒有訂出來，導致各地計算公式不一，也是明倫社宅亂象的遠因。如今朝野立委都已呼籲儘速亡羊補牢，就請內政部加快腳步，做好這項早該完成的功課，而不是繼續亂喊毫無計算基礎的「一般八折，弱勢六四折」。
第三個要做的，是停止把「100%自償率」當成社宅興辦的最高指導原則，並設法降低社宅成本。
回歸社會住宅的政策初衷，是由政府提供住宅來協助弱勢，再進一步擴大到一般民眾，所以政府提供一定補貼是無法避免的，絕對不是每一項建案都追求100%的自償率，繼續訂出弱勢難以承受的高租金，而違背社宅的根本目標。
同時，我們也可以進行各種努力來降低社宅成本。例如，目前針對社宅所課徵的地價稅，在北市竟佔社宅成本的25%，就可以透過稅法和住宅法的修正來減稅，從根本降低社宅成本，進而調降租金壓力。
再說一次，社會住宅就是該有合理的租金，而且現在就可以開始努力，沒有任何理由拖延，更不是2024年才能開始做。全國如此，台北的明倫社宅也是如此。
●作者：李兆立／時代力量智庫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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