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宗明義，先說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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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雖然有「自由」的權利，這是被付託的責任，也要有「自律」的義務！
新聞自由的內涵是從業的記者和編輯能夠「暢所當言」；並不保障媒體老闆肆無忌憚和為所欲為，媒體有「編經分離」，編輯台和經營者保持距離的基本分際。
如果做不到「自律」，在公民社會當中自然會受到「他律」，而頻道是「公共財」！
不要什麼都扯入「藍與綠」，這次事件的結局是「不予換照」，且據官方說法是根據六年前的「換照」所設下的一些這次據以評斷的條件，那時的執政當局叫做國民黨！
每當「自律」失控要被「他律」之時，很多人都會高喊：「媒體是第四權」，請問這些「突然省悟過來的衛道者」，是否知道：媒體為什麼是「第四權」？
十八世紀民主啟蒙年代，一位法國的思想家曾說過，社會發展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將不合理的特權日益削薄變少；一種則是有更多的人爭相去搶奪已往祇是由少數人壟斷的特權。
民主，並不保證必是上述發展中的前者，一八六五年到二十世紀初，以民主警察自居的美國在南北戰爭後，工商資本急速擴張，一群群白手起家的工商鉅子、一個個誇言浮詞的政治獵人，一批批肆無忌憚的官僚惡吏，透過民主制度站上舞台，他們疇躇滿志，自認是「成功」的定義者，創出「適者生存」的「適者」規範：「上帝不存在，一切皆可為。」
這段美國史創造出「贜掠政治」，分贜與劫掠當道，是一種政治、經濟、民代和司法體系的被集體收買故事：富者收買政黨，政黨則賣官貪墨，甚至連多位總統都不能免。
在贓掠政治中，政府成分贓之所，政黨是佞悻之輩售官鬻爵議價場，國會公開喊價宛如交易商場，司法的貞操則不必懷疑，當然不會是玉潔冰清。
美國是如何走出這樣的「贓掠」？
美國社會慘痛發現「三權分立」不是萬靈丹，三權可以「制衡」，但也可以「分贓」，一九二九年後，美國社會找到了答案，就是「第四權」，就是透過「第四權」去制衡三權。
然而，三權，可以分贓，四權、五權，其實也可以分贓，都可以是劫掠人民的禿鷹與土狼！
有一個政權和狂人，很快就看到了「第四權」的「工具性格」！
納粹狂人希特勒的暴虐，普世唾棄，但希特勒所「發明」的宣傳技巧，經過了八十多年的歲月，依然是全球政客操作政治公關，奉行不渝的無上法典。
希特勒的公關宣傳靈魂人物是戈培爾，他最精密的心法就是看透人們潛意識的深遠影響力，他把大多數資源投入媒體操作，成功了塑造希特勒的形象。戈培爾認為有效的媒體政治是要將人們「帶離現實」，邁入一個「想像的世界」當中，只有進到了那樣的氛圍，才能產生對潛意識的操控。
戈培爾當時領導下的納粹影像，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幾乎都像是模彷美國之好萊塢電影，卻成功的操控一整代「最理智」之日耳曼民族。
戈培爾更運用了大量之好萊塢手法製作新聞影片，包含了運鏡、剪輯、配樂等等手法，藉著鏡頭交錯剪接與音效搭配，呈現出希特勒接受部隊致敬與群眾歡呼的壯闊，不斷地操作政治公關的新聞技巧，成功地營造出集體意志的感染力，也在潛意識中襯托出希特勒是「偉大領袖」的形象。
這些年，當媒體失去「自律」能力，「韓流神話」已經是台灣民主最大的諷刺，第四權被不適當運用已經異化成了是一種「包裝」；民主變成了是媒體公關競賽，來勢洶洶、摧枯拉朽，這才是當下公共領域中，最核心的隱憂！
正如同美國著名史學家布爾斯汀（Daniel Boorstin）：「有人天生就很偉大，有人藉豐功偉業造就偉大，有人則是雇用公關人員」。
布爾斯汀點出了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真實：許多人都懂得忽略充滿各種媒體空間的廣告，卻很容易忽略掉，無數的公關操作，正在悄悄地操控大眾的心智。
更關鍵的是，這樣的操控是「潛移默化」不帶有「強制」外觀，是透過了「故事」、「內幕」和「議題設定」，讓大眾產生一堆政治所希望的「理所當然」。
這樣的「技術」就是一種「政治」，誰在媒體曝光上占得優勢？誰主導了媒體議程？就是政治上的贏家。
本質與真實，已經不重要了！
一切都是媒體操作暴力，一切化成政治，卻沒人戳破這個虛假的「國王新衣」，只會隨著政客不斷策畫的「操作」而情緒起伏，這才是台灣當下政治喧鬧不停，虛假議題不斷喧嘩，實際上卻毫無生產力的根源！
這樣不能自律的第四權，在民主社會的原則下，人性本惡，當然需要被制衡了。
●作者：黃創夏／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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