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首戰即終戰」説一出，掀起台灣政壇波瀾。把兩岸間緊張對抗的外部矛盾，轉化成一場人民內部矛盾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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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清德批馬英九，製造恐慌，比戰爭還恐怖。蔡英文嗆馬，「別以為卑躬屈膝就能換來和平」。
馬英九顯然成為與主流民意對撞，恐嚇台灣人的「人民公敵」。台灣民意基金會民調，中國犯台一觸即發，近 6 成台灣人不信台海開戰。馬的主張，不被大多數人認同。
在外部壓力和戰爭威脅之下，主張和平、避戰者，自然被打成叛徒和人民公敵。其實，這是民主選舉社會的自然現象，尋找「人民內部敵人」，再自然不過。2500 年前的雅典，也曾上演過同樣的劇本，還成為政治學的經典研究案例。
古希臘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前 431 年—前 404 年），這場戰爭被稱為「古代世界大戰」，結束了雅典的經典時代，也結束了希臘的民主時代。
當代西方政治學者，一提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眼睛都會為之一亮。理由有以下三項：
一、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實施民主制度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被以實施寡頭專制制度，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徹底打敗；
二、經歷這場戰爭的古希臘政治和哲學家蘇格拉底，被雅典擁有 5、6千人的公民法庭判處死刑，除了以不虔誠，腐蝕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原因是不相信神）之外，他公開反對雅典的民主制度也應該是被判死原因之一；
三、這場戰爭，竟然與 20 世紀美、蘇兩大聯盟的冷戰格局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都是民主與專制政體的對抗，結果卻完全相反。
1992 年隨著前蘇聯的崩解，美國和它的盟友們宣稱，民主最終戰勝了專制。政治學者福山因此還寫出一本《歷史的終結》，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政治制度的最後結局。但是2400年前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民主政權卻被專制政權消滅。
西元前 509 年，為了防止專制、獨裁，追求主權在民的公平理想社會，一個叫克里斯提尼的政治家。出現在雅典的政治舞臺，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雅典公民可以推選一名執政官，任期只有一年，不得連任。公民還可以選出 10 位將軍，得連選連任。雅典的 10 個部族，每個部族推選50 人，組成 500 常務委員會，再由這些人組織 5、6 萬名公民，每月舉行 2 到 4 次公民大會。又從這些公民中選出 5、6 千人，組成公民法庭，進行各種審判。
公元前 430 年左右，在打敗共同的敵人波斯帝國後，希臘諸多城邦之中最有實力的兩大城邦，雅典和斯巴達及其各自的盟友，形成提洛和伯羅奔尼撒兩大聯盟，終於進入了大國對抗的階段。
斯巴達是農耕經濟，寡頭專制政體，但有著強大的陸軍實力。雅典則是商業航海經濟，採公民民主政體，有較強的海上軍力。商業文明的雅典雖然在經濟上，比斯農業文明的巴達富足很多，但軍事上顯然不是斯巴達的對手。
雅典這邊有位明智的領導人伯里克利，他設定的戰略為，在雅典城外修建衛城，雅典和同盟的城邦們在提洛島積存大筆戰爭儲備金（這就是提洛同盟的來歷）。他認為對付軍事實力相差甚大的斯巴達，唯有靠持久戰才有勝算和生存的把握。不過伯里克利沒有料到，他正真的敵人卻來自雅典人信奉的民主制度，和自己的背後。
當戰爭真的來臨時，雅典實施了伯里克利的戰略，斯巴達長時間大軍壓境，卻無法有任何軍事上的斬獲。雅典的安全完全可以高枕無憂，還利用自己的海軍四處去騷擾斯巴達的那些盟邦。
但是幾個月下來，躲進雅典城的農民，看到自己的土地被敵人攆踏荒蕪；雅典城內因為人口暴增，也開始流行起瘟疫。民心開始浮動起來。
這時候，伯里克利的政敵，爆發戶出身、做皮革生意的克里昂，開始利用民主制度四處公開煽動民眾（這在專制下根本不可能），攻擊伯里克利膽小鬼、錯誤決策帶來瘟疫、不是愛國（雅典）者，最後還以貪汙罪名指控伯里克利。5、6 千人的公民法庭，根本不需要什麼證據，而是靠著內心對他的不滿就判他有罪決，處以罰款。
伯里克利從政多年，不僅政治威望很高，雅典公民對他也足夠信任和愛戴。但在現實利益損害之下（土地被佔、瘟疫），又有政敵持續性的攻擊，他還是被民意背棄，抑鬱再加上疾病而死。
既然靠攻擊對手懦弱、膽小鬼取而代之，克里昂坐上伯里克利的位子時，當然要表現出英勇和無畏。不過他也知道不能和斯巴達正面交鋒，所以先選擇去屠殺斯巴達的弱小同盟，被斯巴達反擊後，他又開始殺自己人來展現勇敢。一個小盟邦想要脫離雅典、投靠斯巴達，克里昂發動雅典的公民大會，決議將這個城邦的人民全部屠殺。
然而最終，克里昂還是為自己所煽動起的民意付出代價。雅典的公民大會決議，克里昂必須直接迎戰斯巴達人，帶領雅典的軍隊與斯巴達人正面對決。而結果，自然是有去無回。
接下來，雅典又有兩位互為民主政敵的政治人物粉墨登場。和平派的尼吉亞斯，和戰鬥派的亞希比德。尼吉亞斯捐建了許多神廟，並花大錢修了一座到提洛島的浮橋，方便民眾去參拜他在島上建的阿波羅神廟，從鼓勵人民醉心於莊重肅穆的信仰中，希望能夠影響民眾追求和平的心願。
亞希比德則是熱心於體育運動，他捐贈了 7 套馬車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結果得到了 1、2 和第 4 名。亞希比德因此鼓勵雅典人，能在運動場上取得如此好的成績，證明在戰場上也能戰勝敵人。
在兩人的政治動員下，雅典的公民大會最終做出選擇：雅典應該勇敢地迎戰，而帶兵打仗的卻選擇尼吉亞斯。因為他捐建神廟，神明一定會保佑他，為雅典帶來勝利。
為了冷卻人民好戰的熱情，尼吉亞斯提出一個方案，動員全體雅典人參戰，每個人和家庭都會面對戰爭死亡的威脅。結果這個提案，還是在公民大會中一致通過（有點像 8 成台灣人願意為民主而戰）。最後，尼吉亞斯決定傾全國之力遠征西西里島，去攻打一個斯巴達盟友，一個叫敘拉古的小城邦。
在這次遙遠的征戰中，愛好和平的尼吉亞斯居然發動了一場大決戰，最後全軍覆沒，他也死在這場戰爭中。有 7 千雅典士兵，被斯巴達賣為奴隸。這是伯羅奔尼薩斯戰爭的轉捩點，雅典再也無法振作起來。
主戰派亞希比德的結果更為荒謬，你會相信嗎？他居然在戰場上，叛逃到斯巴達陣營去了。
因為當他帶領雅典士兵上戰場時，雅典人發現城內一座重要神像的 GG 被割掉了，而有人舉發這竟然是亞希比德幹的。公民大會決定馬上把他徵召回來，面對他的將是公民法庭上怒火中燒死的亡判決。亞希比德不僅投入到斯巴達陣營，後來他還帶著斯巴達軍隊，反過來攻打雅典。
從雅典的歷史經驗來看，馬英九註定會成為台灣的「人民公敵」，而在美中台三邊複杂的角力對抗大局中，台灣會不成為另一個古雅典，很快就有答案。
●作者：韋安／資深媒體人、高端策略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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