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義縣長翁章梁接受《 NOWnews 今日新聞》專訪時，談起前總統李登輝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就是終結黨國體制，讓台灣邁向一個正常化的國家；而野百合學運最大的意義，就是催生國是會議，讓李登輝取得社會民氣，贏得改革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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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國首度總統直接民選，李登輝高票當選民選總統。（圖／達志影像／美聯社）談起在台灣主政12年的李登輝，曾經在1990年3月擔任野百合學運總指揮的翁章梁認為，李登輝對台灣社會最大的貢獻，就是終結黨國體制，讓台灣邁向一個正常化的國家，在李登輝當總統的時候，正好台灣的社會力蓬勃發展，自由化、民主化與法治化在李登輝手中完成，這是他對台灣社會的貢獻。
憶起30年前的往事，翁章梁指出，野百合學運最大的意義，就是讓李登輝取得改革的正當性，當時的行政院長李煥、教育部長是毛高文和國民黨副秘書長馬英九，都是舊黨國體制之下的政治人物；當時野百合學運的訴求之一，就是要召開國是會議，因為這項會議所得到的結論，成為李登輝改革的依據，也取得社會民氣進行改革。
翁章梁回憶，野百合學運是大陸天安門之後隔一年，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廣場待了7天，代表的是持久戰，希望能夠長期性的戰鬥，不然就衝撞總統府，一翻兩瞪眼了；當時大家也在想，國民黨是否會像六四天安門一樣採取鎮壓的方式，事實上到野百合最後2天，檢警調的動作非常頻繁，包括兩廳院的樓下，聽說都是鎮暴部隊，後來廣場上有許多學生進來，有些是希望穩住廣場的氣氛，讓活動不致於暴衝去衝撞總統府。
翁章梁表示，當時有所謂的校際代表，每個學校投票表決，下一步該往哪裡走，發覺這場學運當中，對於台灣未來要走向自由化與民主化，有很重要的影響，其中也涉及國民黨內部，主流與非主流之間的政爭；所以這個運動是非常複雜的，帶著當時的社會矛盾，在時空環境底下，讓台灣往法治化、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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