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金融中心」這個命題聽起來是不是很荒謬？印象中，天津雖然也是中國國際港口城市、北方重要經濟中心，但跟上海、深圳等地比起來，似乎和國際金融中心扯不上邊，更遑論接班香港了。然而，歷史的橫軸拉長一點，回到1860年英法戰爭，天津開放為通商口岸後，這個命題似乎又可成立：在1882年上海是五國租界的年代，竟有英、法、美、德、日本等九國在天津擁有所謂「九國租界」，更有10家外商銀行先後在天津設立，從事金融活動。突兀的是，中國第一家銀行—大清銀行，卻遲至1905年才在北京設立。換言之，大清銀行成立之前23年，天津已有十家外銀，這難道不是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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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起初不過是一個沿岸的漁村，為何在當時竟有金融中心的架式？主要可歸類成兩個因素：市場的需要以及法律的透明性與可預測性。在中國剛被列強割據，社會動盪不安的時期，外國使節、達官顯要或是商幫手上有許多合法(或是不合法)的金錢需要放在首都以外，但又離駐地不遠處，位在外圍防衛線的天津成為首選。另外，九國租界也提供中國境內母國的法律保障，對存戶而言，法律的透明性及可預測性大為提升，有爭議時，也有規範可以依循。百年前如此，百年後，這基本的需要差異不大。
近來，香港歷經反送中和國安法後，社會紛紛討論誰是下一個接替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固然在企業籌資、金融交易、結算服務等業務上要有一定的規模，但最重要的條件仍不脫離上述的「市場需要」以及「法律透明及可預測性」兩項，尤其後者，從香港的發展我們可以了解這是迄今百年不變的必要因素。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Index, GFCI)每年兩次公布世界金融中心城市的排名，而排名的依據則由商業環境(business environment)、金融業發展(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factors)、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聲譽與一般性因素(reputation and general factors)等五大指標構成，在前四項中其實各大國際城市的分數不會差太多，也是容易快速補強的部分，但最後一項聲譽及一般性因素，其實與政治環境密不可分，而今年三月公布的最新排名中，香港自2007年有排名開始，首次掉出前四名(過去十幾年，前四名都是倫敦、紐約、香港及新加坡包辦)，似乎近兩年來反送中和社會動盪，降低香港投資環境的穩定度和吸引力。
反觀台灣，是否可以成為下一個金融中心？最新公布的排名中，台北從去年的34名直接滑落至75名，但2010年台北曾拿過第19名的最佳成績，讓人想起2009年11月兩岸簽訂的三個金融監理MOU，主管機關與主管機關的對等簽署，並未假手白手套，或許透露出兩岸間友善的關係，以及日後良好發展的可能，自然賦予國際想像的空間，影響到GFCI的排名。事實上，兩岸簽署MOU後，我國又進行ECFA，也陸續與新加坡、紐西蘭簽署自貿協定，更有風聲表示正與印度及菲律賓等國洽談自貿合作。2017年，前駐美大使沈呂巡還特別提到這段歷史，表示當時美方對合作金融監理MOU能對等、順利、無白手套，依國際規範簽署完成，頗感驚訝，我回應他，只能說是機緣巧合的天意。2011年以後，台北的GFCI排名開始下降，兩岸關係情勢的不明朗或多或少解釋了箇中原因。至於今年劇跌至75名，箇中原因，倒是值得省思甚至警惕的問題。
台北有自己的路，不一定要強作金融中心。成為有特色的國際金融中心很簡單卻又不簡單，基礎建設、人才培育、合乎國際的法規都是可以努力的，難就難在對世界而言，是不是一個穩定的投資環境？或是一個隨時會有變動，有風險的投資環境？一個觀感的形塑不是簡單可以速成，也不是透過數字量化或口號可以輕易呈現的。
●作者：陳冲／ 行政院前院長、現任新世代金融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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