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國安法及其施行細則公佈後，中國已經不再戴著「一國兩制」的面具，表明以武力與管制壓服一切不滿的決心。而其具體演示，則是對許章潤教授的「順我者昌，逆我者被嫖娼」。老共所要昭示的，無非是他的大國霸權威儀，台灣除了屈膝投降，別無選項，否則就要準備面對武力統一，血洗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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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走到這一步，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好談的。就像婚姻，和平和諧需要雙方努力，破壞卻只需要一方。台灣別想用讓步跪服來乞求讓步，那只會讓癡漢覺得自己可以更進一步侵犯。我們的選項一共只有兩個：一是跪求和平，讓大陸在台施行如香港一樣的慢慢被悶死，由他來決定誰生誰死？或者做好一切戰爭準備，死也死得痛快點。
最好狀況是，由於對雙方而言，開戰的成本都過高，反而維持了某種「均勢」，獲致一段時間的「恐怖平衡」，冷戰就是這麼維持了近 50 年和平。
於是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台灣軍隊能打嗎？海陸翻舟意外後，吳怡農的作秀說引發各方爭議。但即使從三軍統帥到國防部都嚴詞抨擊吳怡農的說法，當過兵的人卻都知道部隊裡盛行作秀文化，社群網站被親身經歷的爭功諉過演戲故事洗版。更有人藉此煽風點火：「這種部隊能打嗎？」訴求戰爭的慘烈，導向政治協商。但在現今狀況下，唯一的政治解決方案就是投降。投降？那你願意像現在的香港人一樣被軍警控管嗎？
如此爭辯不會得出共識與結論，唯一的方法是，「假設」台海將在一兩年內發生戰爭，國軍需要做什麼樣的準備與修正？筆者以為有三：
一、引進現代企業管理方法，全面修訂作業準則
不論各方質疑的「演大於習」、「花大錢，省小錢」、「前工業時代作戰模式」…，及各種軍方弊病，其根本原因都在於二：缺乏實戰考驗，與缺乏現代管理方法。現代管理不是去上課取學位，而是一套解決現實問題的思考方式，經由假設、驗證、統計、歸納，及各種分析工具，導出合理可行的解決方案，並藉此改變組織文化，信賞必罰，善用現代技術，使人人發揮效用。
這些方法來自腦力激盪，或取自他國軍隊的實戰經驗，都要經過實戰或演習的考驗，並據以修訂準則。舉例來說，美軍自 2003 年伊拉克戰爭起，便允許士兵在槍枝上裝設光學瞄具，提高射擊準確度與反應速度。但國軍至今還是把瞄具當作故宮寶物一樣供起來，演習中根本看不到。美軍已用條碼系統建立一套物流系統，以貨櫃作為運補單位，後方可以先行準備，立即上路，我們卻還在填報表，一級一級往上呈報。
現代戰爭打的是一整套「方法論」，而不是靠震怒、究責、零缺失這些官話來維持運轉。現代管理方法，才能讓人力物力轉為資源，官話卻只會增加冗員、雜事，與成本。
二、重啟徵兵制，充實後備兵力
重啟徵兵制是個敏感的政治議題，軍方將領都抱怨兵源不足，美軍也直指我國後備兵力缺乏戰力，卻沒有人敢改變馬政府以來實施的「德政」，讓台灣整體戰力愈來愈弱。
美軍訓練一個標準步槍兵的最低期限是 180 天，國防部卻說四個月（ 120 天）已經足夠，實際上連開槍都有問題。動到後備兵力時，道路系統可能已被破壞，我們的後備動員計劃卻還依賴卡車與道路運載，U-Bike 可能還比較好用。對登陸敵軍而言，最麻煩的不是灘岸，而是無所不在的高樓大廈，部隊卻缺乏住民地作戰的編組與訓練。
徵兵制之所以讓人垢病，是因割草折棉被只會讓人變笨。引進現代管理，務實進行戰訓，才會讓人在軍中學到東西，同時加強戰力與社會生存能力。
三、重新檢討作戰想定，儲備不對稱作戰戰力
每次看到戰車火砲海邊排成一排射擊海面，都不禁嘆口氣。以共軍現在能力，搶灘登陸可能只是側翼或佯攻，主力則搭直升機過海，直接搶下機場與港口，運輸機艦隨即帶重裝備卸載。登陸作戰已非二戰或韓戰時期模式，台北港到桃園機場一線，比淡水海邊更有首波搶佔的價值。國軍的演習想定，應隨時代滾動前進，而非循以往慣性複製。
共軍不是吃素的，首波火力必然標定我方高價值軍政目標下手，例如機場，並打斷道路以阻絕部隊馳援。國軍須在空優劣勢下進行地面作戰，不要吹噓一個單兵可以打掉一台戰車，只要有火箭筒與反戰車飛彈，敵軍也可以。所以我方須大量發展並儲備不對稱戰力，以非正規方式出奇不意，才有可能消滅敵軍。這些都需要高度想像力與不斷的測試驗證，才會有足夠戰力應對。
沒有人喜歡打仗，但有些仗不得不打。做好打的準備，才有談的籌碼。和平絕非幾個頭頭請客吃飯，而是鐵與血的衝撞結果。我相信多數台灣人都有為自由民主一戰的決心，也相信國軍有相當戰力保衛台灣，但兵凶戰危，不能自我催眠。務實面對問題，不斷尋求方法改進，不求戰也不懼戰，才是維護台灣安全的基本態度。
●作者：吳崑玉／專欄作家、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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