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媽在精神療養院相遇、相戀，並且生下他，他是文國士，父母都是思覺失調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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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就在爸媽長期發病、住院的環境下長大，很多人會對他的故事投射心疼、同情，但文國士用輕描淡寫的語氣寫書，講述這個超不平凡的童年故事。
採訪當天文國士分享了一個故事，他說，曾經有個長期陪伴受刑人的愛心媽媽，看完他的書之後私下發訊息給他，說很感謝他，這本書給了很大的啟發，愛心媽媽還提到，他在陪伴跟文國士一樣經歷的受刑人，對方與他年紀相仿、也是獨子，而且父母都是精障人士，她買了書送給這個受刑人，希望文國士能跟她一起去探監、給受刑人鼓勵。
但是，文國士婉拒了。
他解釋，他可以理解愛心媽媽覺得他們兩人遭遇一樣，以及把書送給那位受刑人的用心，但是他不可能去探監，因為他覺得很殘忍，他知道他不可能會陪伴他一輩子。文國士認為，人在最脆弱、最孤單的時候，最需要的其實是被懂得，「可是我們太不一樣，我是個太幸運的人，雖然有思覺失調症的爸媽，但一路上有奶奶、其他親人，以及師長朋友的陪伴。」他擔心這個受刑人，家中可能沒有別的支援，那他的故事就成一種殘忍地對比。
▲文國士從小因為父母患有思覺失調症，多數的時間是由奶奶一手帶大。（圖／翻攝文國士相簿）儘管隨著時間過去，文國士面對父母患病這件事，已經變得堅強，他心中的坎早就過去了，但身為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家屬，看著新聞事件的發生，依舊有深深的感觸。
他提到，先前引起熱議的殺警案，犯人就是思覺失調症患者，當時有某家媒體做了圖表、公開台北市公有八千位嚴重精障人士，當他看到這則新聞時，雖然對他沒有影響，但仍然會覺得心疼，因為他可以想像「如果我是精障人士或是病友的家屬，偶然在麵店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我的內心要承受多大的壓力。」
文國士又另外舉了一個例子。
他過去念的是犯罪學研究，大家談性侵，其實多數是家內性侵，「加害人往往是爸爸或叔叔之類的，但是假設台北市發生性侵案件，不可能全部台北市男生成為加害嫌疑人，就把資料都調出來，很多的精神疾病患者，包含思覺失調症在內，其實有很多人本來家中的環境就很辛苦了，還要承受被貼標籤的壓力。」
現今社會上許多「避而不談」的禁忌，就像是思覺失調症，多數人懷抱錯誤的想法，因此對類似的議題有很多的誤解，甚至帶有偏見，常使得病友跟家屬成為弱勢，與社會形成隔閡。文國士語重心長道：「生病的是這個社會，發病的卻是社會眼中的他們。」
▲偏鄉教師文國士，父母患有思覺失調症，是在精神病院中相識、相戀，然後生下他。（圖／記者劉雅文拍攝）「你會不會也發病？」、「你爸媽的病會遺傳給你吧？」這些是文國士從小聽到大的質疑，但採訪當天再次問他，會不會也發病的時候，他只回答：「我不知道，但所有人都可能會發病。」
他認為，社會上多數的認知就是「這百分百都是遺傳、基因影響」，但文國士覺得更多的是環境因素造成，他從八歲到現在，看了二十幾年的各種病友，也跟他們聊過天，因此更有機會知道那些病友會發病，背後的脈絡是什麼，「其實很多思覺失調的人，他們發出來的症狀、幻覺跟他們的妄想，很多內容都是反映發病之前，人生所遭到的重擊。」
文國士到底會不會發病？也許這個問題誰也無法回答，或者這個問題更該問問每個人，才是公平的。
他說：「白話文我是屬於正常人，只是我是所謂的高風險族群，但我會覺得我比一般人更堅強、更有抗體！」文國士除了將自己的經歷寫成書，他的故事也被知名導演相中，即將翻拍成影視作品，甚至未來會以漫畫方式重新呈現。
你問他是不是希望幫思覺失調症患者發聲？他卻說自己沒有這麼大的使命感，「我的動機很簡單，只是希望透過寫書可以『整理自己』。」對他而言這些人生故事，有些情緒、記憶永遠無法找到出口或是打上句點，但文國士可以透過深刻檢視自己，一步步往前。
在奶奶離世以後，逢年過節親友相聚的日子，文國士只感覺到孤單，他說：「慢慢走到現在，有些狀態（孤單失落）就像老朋友一樣，你沒辦法消滅它，你可以做得只是練習跟它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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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教師文國士，因為父母患有思覺失調症，有著不同於常人的童年。（圖／攝影記者朱永強拍攝）訪談中的文國士「很真」，他面對訪談輕鬆自然，儘管有鏡頭拍攝，他餓了就拿起鹹派來吃，渴了就直接對店員說續杯，鏡頭裡不小心也會錄到他豪爽的「語助詞」，這是透過書本，沒有辦法感受到的文國士，至少在採訪當天的他，不是大愛的樂觀主義者，也不是誰或誰的救世主，更不是被貼上標籤的「思覺失調症患者的孩子」，應該還給他跟其他人一樣的起跑線，「他，就只是文國士，一位偏鄉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