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內疫情趨緩，其他議題慢慢找回討論熱度，然而稍稍注意最近的新聞就會發現，原本因防疫成效受到高度讚許的蔡政府，各部會挨罵的頻率突然升高了不少，造成執政團隊疲於奔命，總統更是數度親自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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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五月份的「紓困萬元之亂」、「台北車站大廳禁坐」事件、「內政部長與警政署長之爭」，「內政部次長的反囤房稅自打臉」，到六月份的「健保自付差額醫材設上限」爭議，以及最近的「外交部名片移除Taiwan」事件。幾乎每週都有部會惹議。
對比前陣子的「防疫五月天」和「口罩國家隊」，蔡政府的蜜月期看來真的過去了。防疫期間的超高支持度，顯然不再能成為其他施政的金鐘罩。
為什麼？
首先是「防疫期間，保命優先」，所以任何對於法源依據、人身自由、個資安全等要求，只要政府能夠繼續把肺炎疫情控制，都可以先擺一邊。而如今疫情趨緩，這些原本該有的關注與討論，自然會浮上檯面。
其次是「期待越高，失望越大」，總統大選的817萬超高得票，以及防疫期間各部會的將士用命，國民對於蔡政府的後續表現，自然會有更高的期待與想像。然而，當各部會無法複製防疫表現而打回原形，國民自然更為失望。
正如同許多人反覆強調的，武漢肺炎疫情是重大危機，同時也是轉型升級的契機。當全球污染因為人類活動大幅減少而獲得喘息，大家就會希望能趁此機會讓生活模式更環保，一旦疫情趨緩就回頭繼續污染，大家會更加失望。環保是如此，政治更是如此。
蔡政府日前曾提倡「新生活運動」，希望大家延續防疫期間的生活習慣，讓同步降低的疾病傳染率維持下去。
同樣的，蔡政府更應該從自己做起，推行「新執政運動」，借鏡防疫期間的成功經驗來提升執政品質，才能延續國民對執政團隊的正面支持。
新執政運動的第一步，當然是「超前部署」。
防疫的成功，是因為專業團隊料敵之先，並做好充分準備。如今在後疫情時代，有許多問題同樣需要被「超前部署」，卻遲遲未見進展，就是政府該改善的第一個課題。
例如，雖然國內疫情趨緩，但全球疫情仍持續升溫，整體經濟不容樂觀。因此，無論是進一步紓困或產業振興，後續都需要充足的法制和財政工具做後盾，請問政府做了嗎？比起依照原來計畫續推前瞻建設，是否應挑選能實質創造國內需求的項目優先加速推動，來助經濟振興一臂之力。
新執政運動的第二步，是「開放政府」。
這次防疫的一大功臣，是政府與民間協力的open data連結運用，口罩地圖就是最好的例證。
然而，同樣的精神，我們在其他部會的施政中卻無法看到，無論是內政部為了打擊囤房稅，不惜操弄資料，或是蔡政府宣示要處理的農地工廠，違規資料至今仍無法公開。
資訊透明，民力可用，才是未來面對更多更複雜的挑戰時，政府應走的趨勢，開放政府的腳步恐怕還要再加快。
新執政運動的第三步，是「調整KPI 」。
政府引進關鍵表現指標（KPI）管理，已經行之有年，然而後續的僵化與誤用，卻造成了更多問題。
舉例來說，在紓困期間的「無薪假與減班休息」統計，勞動部所公布的數字，不僅與民調推估差距超過十倍，與各地方政府的調查數據也對不起來。
追根究底，是因為勞動部誤把「無薪假人數」當作KPI，認為越低才顯示執政越成功，反而錯失了讓數據反映真實狀況的機會，後續紓困措施的擬定自然也受到影響，無形間也成為紓困亂象的原因之一。
同樣的，健保署應該建立的KPI是「合理的醫療負擔」，但卻因為長期以來把砍價當作KPI，才釀成這次部分自費醫材設上限的爭議。
後疫情時代，其實如同防疫期間，是執政巨大的考驗，同時也可以政府升級轉型及得到肯定的契機。要停止台灣過去20年來，民選總統支持度起伏的惡性循環，或許就可從「新執政運動」來改變起。
●作者：李兆立／時代力量智庫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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