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判決應該有罪或無罪引發爭議，甚至成為藍綠意識形態的對抗，高院28日的宣判大逆轉，判太陽花多人「有罪」，原本11人沒有因此改判無罪，反增加6人有罪，讓總數增加到17人，越來越多人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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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名退休警察2019年11月12日下午齊聚行政院前，仿效太陽花攻佔行政院模式，與警方發生劇烈推擠。（圖 / 記者陳弘志攝）太陽花學運成員在2014年3月23日攻佔行政院，多人因此被檢方起訴，一審依妨害公務、毀損公物罪判11人有罪，各為3月至5月不等徒刑，但都可易科罰金，不用入獄；另外「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成員魏揚等人無罪。
案件上訴後，台灣高等法院28日宣判，原本 11 人有罪，增加為 17 人，其中魏揚等 6 人從原本無罪，改判「煽惑他人犯罪，判刑4月」為有罪。
二審宣判太陽花仍有罪，且有罪的人越來越多，引發民進黨、時代力量多名立委與社團的聲援，藍營則是支持高院的判決。當年一度被攻陷行政院的前院長江宜樺對此判決回應「正義經常遲來，但不會不來」。
到底太陽花有罪、無罪？可以從一審依妨害公務、毀損公物罪判11人有罪，到二審仍判有罪的司法認定來略窺。
不論是否「政治正確」或藍綠意識形態，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都認為，不能因為任何訴求，在「已經實施民主選舉，人民能輪替政黨，能自主改朝換代下」，毀損行政機關與制止警方維持公務場域安全，兩審都認為有罪。
從這一點，再回來看「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成員登高一呼，要大家衝鋒陷陣，是否如高院所宣判符合「煽惑他人犯罪」，其司法邏輯大致可以理解，雖然一審法官決定讓這群青年無罪。
1789年開始的法國大革命，是近代民主社會的標誌，當時透過攻佔巴士底獄的「革命暴力手段」，讓人類推翻君主制和封建制度，逐步轉進民主選舉世代。當時的「革命」成為唯一手段，因為別無他法，否則人類不會進展到民主選舉這一個階段。
反觀國內的太陽花運動，發生在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在這一個時期，台灣早已直選總統，人民有能力改選國會、改選直轄市與地方縣市政府，每2年就有一次大型選舉，民主法治已經上軌道，但為何仍堅持要透過「革命暴力、推翻政權」的手段，來達成單方政治團體所自行認定的社會正義，而不透過全民決定？
「公民不服從」起源於梭羅，引用此運動最著名的案例，可說是印度聖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和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公民不服從」的精神在於訴諸「非暴力的行為」，一旦逾越這一條界線，就變成革命；一旦轉為採取暴力手段達成目的，就轉進另一種層次，自然出現另一種相對應的環境。
太陽花學運之前，有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為前引。當年的野百合成員，集體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今天的自由廣場）上靜坐，以和平非暴力手段達成終結「萬年國會」，之後促成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讓台灣民主進入全新階段。
野百合學運受到歷史的普遍肯定，但太陽花學運一直有爭議，一直有問號，甚至陷入司法「有罪判決」的漩渦中。為什麼？就在於公民不服從運動中，一個沒有逾越界線，一個走向「暴力革命」方式。
太陽花學運走偏，可能是指導教授的一時判斷，錯誤引導學生，讓此歷史定位受到爭議。學運 2.0 版，不見得一定比 1.0 版本好，這是太陽花的評價，似乎一直無法超越野百合的原因。
試想，如果在民主時代，人民每 2 年就可以有一次大型選舉，讓人民有權讓某政權下台，但有人卻選擇不依法運作的方式，提前讓某政權瓦解，這豈不破壞了目前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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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都是假設與舉例。如果有人在每 2 年大選過後，因為不滿某政黨的施政，就衝入總統府、行政院、總統官邸、直轄市政府、直轄市首長官邸，採取革命或暴力手段，提前結束該政權，那麼「中華民國台灣」的選舉制度可能就瓦解了。
當然，該案的6人是否真的採取暴力行為，以及舉證問題，在這裡無法論斷6人有沒有罪？只能尊重各審級法院的認定與判決，這裡只就「公民不服從運動」的理論與實踐來探討。如果有不同的意見，當然也都尊重，畢竟民主是可以辯證與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