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 年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一直是民主政治，乃至現代國家的運作基礎； 2016 年「創作歌手」巴布狄倫竟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初覺奇怪，但看他 2000 年奧斯卡最佳電影主題曲的曲名 Things have changed 即可明白，石器時代的思維，在數位時代勢必有所調整，文學獎自可不限於傳統思維的文字創作。至於原就不停蛻變的社會契約，針對近 20 年急遽變遷的社會環境，有不同的契約內容，也是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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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政經學院校長 Minouche Shafik ，過去兩年基於她在 IMF 、世銀及英格蘭銀行副總裁的經驗，對 new social contract 提出不少建言，本年 1 月 1 日又在愛爾蘭有近 200 年歷史的報紙 Irish Examiner 發表開年專欄，名為 Solving global problems will require a new social contract ，或許因已多次闡述，故僅要言不繁帶過，雖然意賅但嫌言簡，以致國內媒體轉譯時，不易掌握原意。
Shafik 在文中提到，新的社會契約有必要提供全體最低收入，一般譯為最低所得或最低工資，其實她是說 minimum income for all ，與近年的熱門話題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全民基本所得）意思相同。與我們立法院優先法案最低工資法，則毫無關係。最近退出美國總統初選引發各方注意的楊安澤（ Andrew Yang ） ，最火紅的政見就是全民基本所得。長久以來，許多人都擔心全民基本所得財源的問題，其實整併各種身分別補貼、去除各種審查成本、減少政府討好支出、強化（機器人稅）數位時代財源，應可正面思考。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只是新社會契約可能的一項內涵，更重要的是近 20 年來，承襲全球化，所引發科技的迅速進步，已形成 new social contract 衍生最有利的環境。最近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供應鏈、價值鏈斷裂再重組的可能大增，世界經貿秩序、新的社會契約，都將面臨嶄新景象。在管控疫情之外，也要放眼未來，思考社會結構性的變化。
New social contract 的內容，勢須反映當前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詳盡列舉當然是浩大的工程，暫就顯而易見者臚列一二 : 例如貧富的差距、知識的落差、身分的矛盾、世代的對立、經社的停滯等。
貧富差距一直是人類社會史、經濟史上的難題，至今愈演愈烈。 2014 年法國學者皮卡迪「 21 世紀資本論」更將此一問題推向極致，唯恐 r>g 的理論造成財富集中度愈形惡化。一般用以衡量貧富不均的五等分位法，或是吉尼係數，在台灣相較他國雖還不差，但都處於歷史高位，根據主計處統計全體家庭所得不平均度，吉尼係數雖由 2009 年金融海嘯時的 0.345 ，稍稍下降至 2018 年的 0.338 ，仍高於過去 20 年以來的數據（ 1997 年時僅 0.32 ），而最高 20% 家庭每戶可支配所得為 209.9 萬，最低 20% 家庭僅 34.5 萬，差距達 6.09 倍。
皮卡迪催生於 2017 年成立的 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 發布 World Inequality Report 中可看到，過去幾十年中，富人與窮人的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地幾乎都呈擴張趨勢，各國收入前 10% 成人的收入總額比重皆增加，而世界收入前 1% 的收入增長總額是後 50% 增長總額的兩倍，財富不平均的問題正擴大中。
皮卡迪主張課富人稅，附和者不少，但如何發現富人? 在台灣依課稅資料無法發現潛藏的富人，如課富人稅，只是在現有納稅人間作重分配而已。還是應由革新稅政著手，由資金流量掌握稅源，再從稅制加強資本利得的課徵，倘捨財產交易如股票、外匯、房地之所得，而計較勤勞所得、補充保費、甚至沒有現金流的財產，能謂公平?
知識落差也是自古有之，但現代更有 knowledge gap, digital divide 的問題，教改有改弦易轍必要。數位時代的教育，應該提早或延後，例如孩童早熟應考慮放寛入學學齡將 early childhood care 後期提前倂入 education ，再為因應時代進步， up-skilling 及 reskilling 更應成為終身教育甚至人生義務教育的一環。這也有助貧富差距的改善，社會競爭力的提升。
身分矛盾，此種現象在不少國家可見，例如馬來西亞 Bumiputera 的保障，或是某些國家新舊住民的歧見，徒增內耗。
在台灣基於歷史或政治考量，也有不少身分別不同的補貼，例如退休金、老農津貼、用油補貼、利息補貼等，其中自有公平或存廢的爭議；而其他身分如家庭主婦、照顧老幼之家屬，對社會亦有貢獻，也引發是否補貼問題，自然衍生是否應有 Universal basic income 的討論，還可減少審查的行政成本。家庭主婦應否由配偶或政府取得報酬，甚至是否計入 GDP ，是個老問題，經濟學大師 Paul Samuelson 曾戲說，與女傭結婚後，因配偶免支薪，國家 GDP 就減少了，巧妙點出問題所在。當今面對選票產生各種身分別的補貼問題，益發值得一一檢討省思。
世代對立，當然不是台灣所獨有，試看 Shafik 的一段話: Older people regard the young as ungrateful for past sacrifices, and the young increasingly resent the elderly for straining social-security programs and leaving a legacy of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是不是勾動許多人的心弦? 記得 2012 年在立法院答訊時，我曾呼籲世代包容，也許沒有許多回響，而且包容應是相互忍讓，兩頭下手，採取對策，可惜這兩年來，只見政客著眼選票，相關問題更見激化。
經社停滯，其中至少有兩項課題，一是社會階級的流動性（ social mobility ），一是收入成長的牛步。前者一直欠缺長期動態的分析，卻是社會上普遍的印象；後者除此原因外，還有經濟雙元化問題。欲求解方，以上幾項因素，恐怕都要同時考慮。
前瞻基礎建設，在數位時代，決不是鋪設軌道、築路架橋，進行傳統的綁樁撒錢而已，而要考慮 new social contract 。呼籲朝野應共組腦力論壇，對 Foresight 組構共識，至少對未來社會要有共同的期待與想像，針對數位時代不停蛻變而急待解決的上述社會問題共同討論，形塑實踐新社會契約的內容，以使盧梭之思想火花，在巴布狄倫 Things have changed 歌曲中奔放， A worried man with a worried mind。
●作者：陳冲／ 行政院前院長、現任新世代金融基金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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