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通過武漢與香港兩處地方人事調整案：針對武漢肺炎疫情，調任上海市長應勇取代蔣超良出任湖北省委員會書記，並調任山東省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取代馬國強，出任湖北省委副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針對香港反共政情，則調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夏寶龍兼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原主任張曉明改任常務副主任。而在此之前的2月8日，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秘書長陳一新則已先行調任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指導組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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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於此時做出地方人事調整的決定，應和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先遣隊已進入武漢進行疫情調查有關，在部分決策責任與原因事實行將曝光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在防疫的行政作為上做出表現，以避免國際社會交相指責，成為人類公敵。而我們也敢斷言，2月12日當天，湖北省一日暴增14840例確診病例，死亡242人，創下新高的原因，在於湖北省當局在世衛人員之前已經難以再針對數據作假有關。
簡稱武漢肺炎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在去年12月即已在武漢出現病例，當時武漢市長周先旺就在第一時間向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通報，國健委也派遣專家組深入到武漢調查研究，但並未建議周先旺採取因應措施，12月3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師李文亮在《微信》群組中率先揭露武漢肺炎疫情，次年1月3日武漢市人民政府當地轄區公安派出所派員以在網際網路發表不實言論為由對其進行警示與訓誡。1月5日至10日以及11日至17日，武漢先後舉行武漢市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武漢市委員會議兩會以及湖北省兩會，16日武漢百步亭社區甚至還一如往年地大張旗鼓舉辦萬家宴活動。
1月20日習近平以國家主席身分視察雲南省昆明市而對武漢肺炎做出抗疫指示，要求遏制疫情蔓延並強調要「堅決維護社會大局穩定」，同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湖北省和武漢市黨政當局這才開始動起來，而於23日宣布武漢封城。
27日，周先旺接受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專訪，指出依照《傳染病防治法》第18條之規定，傳染病之披露為中央政府的權責，湖北地方政府必須有中央的授權才能發布。周先旺也宣稱，願意接受革職以示負責。不難想像，周先旺已預期包括他在內的湖北地方官員將面臨被拔官的命運，但並不情願替中央揹黑鍋。周先旺在這一波調動中暫時不動，多少還是有忌憚他甩鍋的意味。
武漢肺炎的爆發，外界懷疑和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近在十公里的中國科學院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生物化學實驗管制失誤有關，因為現已證實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原生種乃寄宿在浙江省舟山群島中華菊頭蝠，而海鮮市場並不販售蝙蝠，疑點指向研究各種蝙蝠體內病毒與嚴重急性呼吸道癥候群（SARS）病毒關係的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並認其涉嫌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加工，更懷疑這一人為加工動機是否出自機構或國家的授意。而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在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後，在疫苗的研發上並無突破，更是嚴重的失職，至少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研究倫理和實驗室規範的鬆散。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疫情之初對世衛多所隱匿實情，美國有意派員進入武漢協助防疫至今仍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拒絕，更在世衛相關防疫措施中操縱一個中國原則抵制臺灣，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戰鬥機繞臺的戰爭邊緣行為轉移國內外視聽焦點，在醫護人員、醫療器材藥物乃至於民生物資嚴重欠缺的情況下，這種義和團式的作為，只能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其難言之隱，而這並不是湖北等地方黨政當局所能夠置喙的。換言之，習近平正在做一切努力進行其習核心政權的保衛戰。
在湖北、江西、遼寧、安徽；內蒙古等省區相繼宣布封省之後，如果疫情控制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省區市為了保境安民，很可能會在民意壓力下出現地方割據的局面，而黨國體制的慣性思維，就是迷信權力集中可以控制全局，加上當前疫情擴散形勢的迅速兇猛，已經到了《突發事件應對法》特別重大公共衛生安全事件的狀態，各省區市都可以進行社會動員或調動軍隊協助應急治理，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黨務系統強化全國上下黨政部門的統一協調，那是必然的措施，而表現為習近平對於全局的進一步掌控，
而從習近平的角度而言，要避免遭到民意究責或者黨國內部逼宮的下場，就是要高唱維護政權穩定的調子，所以出身公安和法院系統的應勇和出身公安與檢察系統的王忠林坐鎮湖北省，擔負的是為習近平抵擋國際真相與責任調查壓力以及武漢肺炎病源地疫情不可抑遏持續惡化趨勢的重責大任。因此設若武漢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內獲得緩解，中國亡國滅種的危機暫時停止計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數位極權主義極有可能利用此次危機處理關於社區人民行動與網路通訊管制和物資集中調度的經驗，在未來進化而擴張到一般人民日常生活和民生消費市場秩序的監控上。
中共在湖北人事調度的同時也趁機處理香港人事，現在派出的是曾經在浙江省委書記任內大拆教堂與十字架的夏寶龍兼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從無港澳經驗，也明顯是一個不具有憲政主義和良心自由觀念的酷吏，思想層次不高，和香港法治社會難有對話的空間，連長期在港澳部門經過歷練的張曉明都只能和香港人民雞同鴨講了，夏寶龍更無法值得期待，而這也就意味著對香港隱忍了幾個月的習近平，要透過自己的親信直接貫徹他的統治意志，香港人民在武漢肺炎入侵的這當口已自顧不暇了，所以民意買不買單對習核心來講就不是那樣在意了。
●作者：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兼任副教授、中國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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