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近平核心樹立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治理和黨國決策開始迸現各種問題，而形成內外交迫、國力盛極而衰的局面。但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國上下對此似乎欠缺警覺，仍然在大做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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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去年遭遇到其任內前所未有的政權危機。「逢九必亂」的政治預言，再一次地被許許多多看似不相干的事件證實。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美國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John Trump）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高峰會上達成協議，針對美方對於中方違反自由貿易的指控和報復措施，同意舉行為期九十日的談判，並在談判期限內暫停新增貿易措施。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目的，是為了要改變當前的國際經濟體系、重建包括公平貿易秩序在內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因為美國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黨國威權體制操作不公平貿易手段如剝削勞動剩餘價值、設立種種非關稅障礙、竊取智慧財產權等等做法，獲取暴利，而以黨國掠奪和壟斷的巨大資源投入到維持政權穩定和對外霸權擴張，深深危害著美國霸權和普世價值體系，因此不得不調整接觸與交往典範下的中國政策，而以啟動貿易戰作為引信，從此展開演變中國的長期戰略。二零一七年川普首度提出的印太戰略構想，便表明美國擴大在印度洋到太平洋間的結盟，圍堵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亞洲的強烈意志。如果了解美國的戰略布局，則可知位於中國地理和文明邊界的臺灣和香港，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地位何等重要，所以美國才有《亞洲再保證倡議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在二零一八年最後一天公布實施，正式將臺灣納入美國印太戰略夥伴，而重申美國對臺灣的安全承諾。
在這一情況下，習近平竟然在二零一九年一月二日發表的紀念《告臺灣同胞書》四十周年講話中，提出要以所謂民主協商方式與臺灣統派政黨協商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形同推翻國民黨所宣稱九二共識內容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說法，既否定了一個中國原則下中華民國的合法性，破壞了美國實施一個中國政策的前提──維持現狀，更直接衝擊臺灣與中國共產黨最為友善的相關性政黨中國國民黨的民意支持度，把臺灣民意推向不斷提升與臺灣政治關係與軍事合作的美國一方。習近平究竟憑哪一點的自信，認為兩岸關係可以走向戰略清晰，對臺灣亮出底牌，令人不解。
六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強行推動《二零一九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修例，允許中華人民共和國經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同意，得將個案刑事管轄移交內地司法機關，在特首缺乏對抗黨國中央的民意正當性情形下，此一修例乃根本動搖了香港司法的獨立性，嚴重違反了香港高度自治的精神，對香港人民的人身自由造成極大威脅，特別是有關中國大陸單方認定的國家安全犯罪案件領域。香港人民發動街頭抗爭，成功阻止強行修例，但與警察的衝突，則被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定性為暴動。香港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對香港反送中運動採取強硬的鎮壓立場，卻未料反送中運動延燒半年，成為全民的反共運動，香港民族意識在其中逐漸凝聚，十一月第六屆全港十八區區議會議員選舉，親政府的建制派全面潰敗，而習近平對於香港政府下達的指示，竟是強化國家治理能力，儘速展開國安立法。習近平的決策和政治判斷和香港民意對撞的結果，是香港人民的離心離德，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反共基地。習近平究竟哪一點自信，認為香港民意最終必然會支持香港政府和黨國？
中美貿易談判，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採取拖延戰術，並對美國表現出強硬的態度，美國則以貿易制裁措施作為武器，維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度壓力。五月，美國總統川普重啟貿易戰，限期中華人民共和國讓步，雖然終其一年報復性加徵關稅並未真正實施，但預期的心理，實際上已經逼出在華外商的遷廠或出走潮，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成長率不斷下修探底，卻也帶動了鄰近各國的經濟轉型，印證了臺灣新南向政策的遠見。請問，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世界工廠對於美國經濟有不可替代性嗎？又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捨棄美國市場嗎？如果這些答案是否定的，那麼習近平憑什麼認為在美元作為普遍國際計價貨幣的情況下，其可與美國對抗而對於其國內經濟以及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跨國經濟體系建構會毫髮無傷？
而就在中美貿易談判打打談談之際，美國在去年六月與十一月，分別由國防部和國務院前後發布了有關印太戰略的重要報告：《印太戰略報告》（Indo-Pacific Strategic Report）以及《自由與開放的印太──管理共同願景》（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Managing a Shared Vision），將印太戰略做了更清楚的宣示，後者特別針對臺灣問題，批判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的霸凌破壞臺灣海峽現狀，因此美國持續強化及深化與臺灣關係，並支持臺灣國防擁有有效嚇阻能力，是亞洲再平衡所必要。美國大動作挺臺的同時，我們卻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八月停止發放臺灣本島自由行簽證，進一步增加兩岸民間交流的路障。
十二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第一個病例在中國大陸湖北省武漢市出現，但是直到今年一月二十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才公告，將武漢肺炎納入法定乙類傳染病，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二十三日，由於疫情失控，武漢市宣布封城，進而湖北省多個地級市陸續採取封城措施，禁止市民出境擴大傳染，但時已至今，除了西藏自治區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省區都已淪陷。二十七日，世界衛生組織公告武漢肺炎為全球最高風險疫情，世衛承認先前低估了武漢肺炎的嚴重性，二十八日，世衛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Ghebreyesus）訪問北京，盛讚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控疫情的能力，並稱不贊成各國撤僑。武漢肺炎是逢九之年的臨去秋波，我們不知世衛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信心從何而來，只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境外勢力協助防疫，緊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臺灣已經出現多起病例，卻迄今未被世衛邀請參與防疫機制，我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武漢撤僑的請求，對方置之不理。
從習近平二零一九年關於中美關係、中港臺關係的重大決策的常識性失誤慣性，我們對他如何抑止疫情是毫無信心的，原因很簡單，在這凡事推崇習近平乾綱獨斷的黨國體制中，各級官員會把決策的權力自我封存，以避免錯誤決策而要負起責任，更不會展開跨域合作，避免越權遭受物議，而此則必然貽誤防疫戎機。中國大陸不存在公民社會，所以民間不會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而與政府形成公私協力的防疫治理機制，一切依賴黨國的調度指揮；但另一方面民間也不信任黨國會公正決策，所以個人的自力救濟會層出不窮，這則會使防疫處處出現漏洞，傳染如核爆迅速兇猛，難以阻擋。
防疫措施仍舊脫離不了民族主義的精神動員和催眠，所以不要期待中華人民共和國會積極與國際合作，他們會以犧牲無數中國人民的生命與健康作為代價，最終找到解決方案來榮耀習核心秉持習近平思想的偉大領導。
這是中國的另一次庚子之亂，我們不知這一次的武昌起疫，北京宮廷是否能罩得住，但不論如何，我們見識到一個不斷創新研發和投入龐大資源於社會監控技術的黨國，在醫療和衛生領域的公共建設和服務，是何等地粗率和草菅人命。
●作者：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訪問學者、中國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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