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在談管中閔事件，但是社會對名詞是有高下貴賤之分的，談權力問題者會偽裝成在談黨派問題，談黨派問題者會偽裝成在談政治問題，談政治問題者會偽裝成在談制度問題，要不要停留在制度問題時會產生疑義，過去者會繼續往下談到精神與道德問題，未來者則會停留在制度問題，無論如何，制度在社會的名詞鄙視鏈中取得了數一或數二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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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社會的規則是，人人都在做的事就意味著沒有人做，每個人都在談制度問題時，真正的制度問題其實沒人想談。
管中閔事件是如何找到一個好的大學校長的問題，我們對從遴選委員會到教育部的各種規則該與不該產生諸多意見，但是對台大選校長的方式本身是不是最好的，通常不在討論範圍內。
無論如何，我們在進步中，這是我們唯一可安慰自己的，雖然我們已經落後世界很多年了，從孫震時台大校長要兼北知青黨部主委的黨國指派，到李嗣涔時選兩位由教育部長杜正勝圈選，再到今日「基本上」由台大校務會議與遴選委員會決定，除非再有一個坑坑疤疤如管中閔的候選人與政治性格濃厚的教育部，否則下次台大校長遴選的問題不會像這次一樣多了，下次討論制度要等到下一次再出問題的時候。
當然，從台大一系列荒誕的行為與聲明看來，台大對選舉校長辦法的疏漏，短期內是沒法自治了。
但是現在的作法是最好的嗎？我們應該改成如歐美大學般，成立一個真正的遴選委員會，真正的遴選校長嗎？這次發生的問題有多少是現行制度造成的呢？「真正的」遴選制能夠降低現在這種近親繁殖、政治掛帥、選票精算的制度嗎？
事實上，真正思考制度的人會進一步追問：那麼像企業界那樣培養接班人會有幫助嗎？或是像 Johnson Johnson 的 horse race （候選人表現競爭到最後勝出者為止）會比較好嗎？民主或是獨裁組織選舉領袖的方式呢？我們對於各大學、各企業、各非營利組織、各政治組織找尋領導人的方式，已經累積了如此多的經驗與研究，這些對我們找到優秀大學校長的方式有幫助嗎？最終我們會重新追問大學的統治形式該是如何的問題，才會有機會在未來修正《大學法》時，找到真正適合台灣大學自治的方式，才能真正提升台灣大學於宇宙之精神。
但其實我們連要不要過渡到真正的遴選制度都不談，更別提後面比較制度的問題了，當然也就不會有制度創新的可能，大家繼續在不談真正的制度問題下，假裝談著管中閔事件的制度問題，順便輕薄一下大學自治，然後心安理得的入眠，其實真正令制度僵化、大學自治失靈的，不就是這些口水多過大腦的談制度的人嗎？
話說回來，台灣社會沒法思考大學校長遴選的制度問題，會不會其實是台灣社會的制度出了問題？
●作者：沈榮欽／加拿大約客大學副教授
●本文為作者評論意見，不代表《
NOWnews今日新聞》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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