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信貸私人銀行高級顧問陶冬 （14） 日在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發表文章指出，
未來 5 年的中國經濟戰略性框架，在穩中求進的前提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去杠桿防範金融系統風險、精準脫貧和改善生態環境乃是未來 5 年的三大政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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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說明，從政策策略上看，這是中國經濟的一次重大轉變，其意義十分深遠。改革開放 40 年來，中國經濟政策的著墨點始終放在 GDP 增長上，高速增長既是改革開放政策的結果，也是長時間政策的目標。中國的高速增長期前後分成兩段，第一段靠出口帶動，建立經濟特區和加入 WTO 是標誌性事件，第二期靠房地產拉動，銀行改革和強力貨幣擴張乃兩大動力。
然而，勞工成本大幅攀升，全球化逆轉，出口機器已經無法維持持續高速的增長了。同時，中國越來越多的城市房價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相背離，經濟負債比率迅速攀升，催生出潛在的金融系統性風險。中國經濟的體量已經十分龐大，維持過去的高速增長變得不現實了，近年人為地制造增長已經觸發了經濟失衡和高負債率，長遠來看得不償失。
陶冬指出，在 2017 年，「穩增長」悄悄地從政策目標中消失了，恰在此年增長速度開始反彈，去產能和結構轉型取得進展，新經濟顯現出長足的動能和國際競爭力，這些給了政府信心，不再為保增長而保增長。
他表示，中國經濟的回暖，為金融去杠桿提供了一個窗口期。儘管人行時不時進行微調，貨幣環境正常化的過程被堅定不移地推進著，這些體現在市場利率的不斷攀升上，體現在銀行表外業務的持續收縮上。
陶冬提醒，貨幣環境進入收縮周期，一定隱含著風險，也不能排除經濟出現較大的調整，但是主動去杠桿是尋求經濟軟著陸的唯一途徑。他認為在
「穩中求進」的大前提下堅持金融去杠桿，是未來數年中國信貸環境的一個主旋律。
他並表示，精準脫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高度上。換言之，在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後，另一部分人需要扶一把，也富起來。這個已經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 40 年後，政府的分配政策正在出現一次重大的修正，集中體現在財政資源向中西部、貧困地區傾斜，向有特殊需要的人群精準遞送，扶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也體現在農村土地流轉政策面臨較大的鬆動。
中國經濟騰飛，製造出一個世界性奇跡，但是在生態環境和國民健康上所付出的代價也同樣觸目驚心。改善生態環境，曾經被歷屆政府提及，但是這次應該是動真格了。環保工程需要政治決斷，也需要巨額公共財政資源，更是走向高質量發展繞不開的一道坎。這應該是未來 10 年財政支出、PPP 項目的一個聚焦點。
至於中國房地產市場，陶冬說，這同樣是一個政策焦點。過去幾年，中國政府積極推動民間儲蓄進入房地產市場，此招降低了三四線城市住房庫存，舒緩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但是也帶來了房價的飆升和居民負債率的快速上揚。
他表示，2017 年銀行所發出的貸款多數進入了房地產業，所以房地產成為經濟的軸心，既是增長源，又是風險溫床。政府不再提房地產是經濟的支柱產業，房屋信貸也不再是撬動增長的杠桿。取而代之的是住房機制改革和長效機制建設，不同城市在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等舉措上各有創新。房地產稅是懸在頭上的劍，過去說得多但卻投鼠忌器，在可預見的未來恐怕依然如此。
陶冬認為中國政府的經濟施政理念正在發生一次重大的轉變，唯 GDP 主義已見消退，
注重質量、 注重 改革、 注重 轉型、 注重 環保成為新政的立足點。促成政策轉身的不僅是政府的執政自信，也是內部經濟衍變的必然結果。
他還提到，中國的消費需求，出現了一次井噴式的擴張，中國內部市場已經足夠支持自身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中國高端製造業已非當年吳下阿蒙，國際競爭力大幅上升。以行動平台和人工智慧為代表的新經濟，更是展示出極強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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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認為，中國創新能力開始進入綻放階段，部分領域甚至超越美國，陶冬最後作了這樣的結語，
中國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儘管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中間可能難免周期性波折，不過轉型卻是有底氣的，瓜熟自然蒂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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